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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 新安遗韵 [上]
从一望无际的淮北大平原，经过起伏跌宕的江淮丘陵地带，我们的车子一直向南。渐渐地，大山如一种叙事的节奏，波涛般扑面而来。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群山环绕的新安文化圈。
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可能象徽州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牌坊。
走进古徽州一府六邑的广大区域，到处可以看到这种造型独特的建筑。尤其是当汽车在大山里行驶，它们会非常突兀地在窗外出现，寂寞地站在蓝天下面。这时这些牌坊，会给初进徽州的人们，以很强烈的震撼。
至今也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徽州到底有多少座牌坊。
牌坊、祠堂和白壁黑瓦马头墙的古民居，构成徽州独具一格的建筑风貌和人文景观。
晨雾还没散尽，棠樾牌坊群下，就已是熙熙攘攘。
这是目前徽州最大的牌坊群，属于居住该地的鲍氏。
这七座牌坊，由忠、孝、节、义四方面的内容组成，处于最中间的义字坊，是这个牌坊群中最重要的一座。它表彰的鲍志道、鲍漱芳父子，在清朝乾嘉年间，先后担任两淮盐务总商长达数十年，煊赫一时。
他们父子，都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商人，也就是明星一般耀眼于明清商业舞台上的徽商。
明中叶之后，以盐、典、茶、木为主要经营的新安商人崛起于东南地区，成为与晋商相抗衡的一支最主要的商业力量。也是从这时起，徽商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屡见记载。
明中叶之后，新安商人崛起于东南地区，成为与晋商相抗衡的一支重要的商业力量。也是从这时起，"徽商"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屡见记载。
虽然，明朝立国之初，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不惜用残酷的手段，将沈万三那样的商贾打下去，但它迁都北京之后，经济上却不得不依赖富庶的东南。实际上从南宋偏安杭州，国家经济重心就开始了南移。这以后，万山环抱中的新安江，因为可以直达杭州，成了一条黄金水道。
深渡和渔梁，都曾是古代徽州最重要的物质集散地，樯桅如林，商贾云集。
运河之滨的苏州、扬州一带，更是活跃着大批徽商。几百年来，徽商在东南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至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
徽州的一切，从此改变。
徽商中的巨商大贾，多是盐商。明万历年间，徽商逐渐取得了盐业专卖的世袭特权，而当时盐价极高，农民要出卖一石稻子，才能换回七斤盐。贫家小户往往一月不知盐味，盐商很快得以巨富。
明清时期，江浙有大盐商35名，其中28名是徽商。他们多宅居于长江、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对扬州城市的变迁，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年河下一带，华屋连绵，笙歌竟日，二十四桥明月夜，说不尽的风流繁华。名重东南的平山堂，就是一个名叫汪懋麟的徽州商人所建，此外象小香雪、水竹居、桃花坞、趣园、西园等等，也都属于江春、黄晟这些徽州籍大盐商。可以说扬州几乎所有的名园，都是徽州盐商所建。
康熙和乾隆，都曾多次登临平山堂，接驾的人中多是徽州盐商。真象王熙凤说的，银子花得象水一样，以至连皇帝老儿都忍不住惊叹：这些盐商也太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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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之财力伟哉！《清稗类钞》二册园林类
接驾，成为盐商最重要的奢侈性消费。此外，他们还经常以各种名目，对皇帝和政府进行巨额报效，以密切与皇室的关系，换取更大的利益。二刻《拍案惊奇》中说，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其余诸事悭吝了。在封建专制下，商人必须处理好与官府的关系，所以当时徽商的记载中，有大量他们与名公臣卿倾心交接的故事。而重视"红绣鞋"，也是商业公关的一种手段。嘉靖年间的徽商吴天行，后房姬妾百人，时人称之为"百妾主人"。由于徽商的千金买笑，致使扬州挥金如土，"粉黛倚罗甲天下"，妓院异常繁荣。
从一开始起，徽商做为官商，就表现出了它与欧州商人最本质的区别。
到后面我们会知道，徽商的衰败，也很大程度地与种奢侈性消费有关。
明中叶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风俗由淳朴趋于侈丽，城市中弥漫着强烈的享乐主义气息。这种变化与盐商在扬州的挥霍性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徽商的封建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将商业利润向产业资本转化。新安商人"拥赵女，被绮罗"，足迹遍天下，风气由东南向四方传播，整个社会习俗随之大变。
而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开始在这繁华的城市和世风中萌生，动摇着传统社会的根基。
所以即便没有朱元璋的统一中国，对于明朝的历史来说，安徽也仍然是举足轻重。
但在新安本土，徽商却又奉行封建的忠孝节义，大肆修建祠堂与牌坊，兴办义学和义庄，以强化宗族制度。
这真是一种深刻的矛盾。
鲍氏父子的义行，在《歙县志》中有详细的记载，他的后代至今说起来，还是如数家珍。这座乐善好施坊，表现了朝廷和徽州人对义行的赞赏。
徽州多义行，而每一桩义行的背后，都需要有巨大的财富支撑。如果说卜居淮扬的徽商的非经营耗散，主要是在乌纱帽和红绣鞋上的话，那么在新安本土，主要的奢侈性消费，则表现在大肆修建祠堂和牌坊。徽商以行忠孝为天理，将显赫父母、光耀门楣作为经商的目的和归宿。修坟、修谱、义庄、义学，这是孝；而助饷助赈，向朝廷报效，是忠。忠和孝，都具体依靠义行来体现。
义行消耗了徽商大量的资本。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黟县宏潭的方守仁义坊，它在大山深处。徽州山水萦回，土地狭小而人口稠密，是华中习见的贫脊山乡。人口与土地的矛盾，贯穿着16至19世纪近世社会的全过程。徽州人从儿童时起就知道本地缺米，形成深刻的危机意识，把外出谋生看作唯一的出路，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商业传统。
中国封建社会的十大商帮，大多是兴起于这样地少人多的地区。
徽州流传着这样的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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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谚语
徽商在取得全国性声望的过程中，无疑缓解了徽州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鲍志道就是11岁步入商途的，他当然是成功者，更多的人却是流落在外，潦倒以终。
在徽州各族族谱中，有许多人只有生年没有死年，无数人客死他乡。大凡徽商所到之处，就有徽人义冢。
因此在徽州，义行也是一种成功的标志，有着衣锦还乡的意思。
《新安竹枝词》上这样描绘：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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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
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新安竹枝词》
棠樾牌坊群中旌表的吴氏、汪氏，就都是年轻守寡，侍奉公婆，抚养幼子。在徽商的发展史中，徽州妇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
所以鲍氏建有一座女祠，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
一群采茶的孩子，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他们已经不知道这座牌坊的意义，只一律叫它牌坊。
农事正忙，菜花、耕牛和远山，构成一幅典型的徽州风俗画。这样狭小的盆地，是不能出产多少粮食的，但在山区，这也就算是一片较大的平原了。
100多年前的一个大灾之年，方守仁捐出两千石稻谷，帮助这里的人们度过春荒。水田里耕作的农人，和那群孩子一样，也说不清它的故事了，他几乎每天都牵着牛从下面走过，对牌坊习以为常。
在徽州，到处都有这样的牌坊。
每年都有很多美院的学生，从各地来到这里写生，他们用牌坊来表达自己对徽州的感受。
这是一座官坊，表彰的是明嘉靖年间由举人而入仕的胶州刺史胡文光。这座在他为官第32年时被恩许建造的牌坊上面，雕饰着32面圆形花盘，不想胡文光后来正好做了32年官。这一巧合，使事情变得神秘莫测起来。
明清两代的徽州，为胡文光这样的扬名仕途者，建造了许多牌坊，其中最有名的，是许国牌坊，俗称"八脚牌楼"。许国在万历年间授武英殿大学士，又做过太子的老师，所以这座牌坊建造得巍峨壮观，雕饰得华美异常。
这样的官坊，实际上是一种"科举纪念碑"。虽然经商在徽州获得了最充分的肯定，但在一个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读书做官仍然是徽州人的最高理想。
在这种价值取向下，商人往往被视为暴发户。明代有一个名士叫钱福， 垂涎于一个江都名妓，谁知等他到了扬州，名妓已嫁了盐商。他就写诗加以讥讽，说是"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这当然是吃不上葡萄的狐狸 所说的怪话，但也可以看出，虽是一掷万金的大盐商，仍免不了受到世人的轻视和戏弄。所以李约瑟才说，当官的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大约世界上没有其他文明可以与之相比。
这就不难解释，在徽商的家乡徽州，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官坊了。
丞相状元坊、父子大夫坊、三元坊、汪氏世科坊，这一座座家族功名坊，不仅象征着读书入仕者的崇高地位，也显示了科举成功给家族带来的荣耀。
雨果说：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
宰相故里雄村，至今也很有气象。明清时期，这个小村子人材辈出，最富盛名的是曹文植、曹振镛父子，都做到官居一品的尚书，民间所谓父子宰相。"四世一品"是指曹氏父子发达后，父祖都得到朝廷的封赠，这就是光宗耀祖。
曹氏家族是世代包揽淮盐专卖的"纲商"首领，曹振镛做了首相之后，自恃为道光皇帝做太子时的老师，气焰熏天，成为两淮盐务中官商勾结，狼狈为奸的典型。后来的史家，将他与道光朝的另一个奸臣穆彰阿相提并论。以任何政治标准看，这都是一个加剧政府腐败的高级官僚，但很有趣，在民间，尤其在他的家乡，他却成为一个楷模人物。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百姓对官，特别是大官的迷信。
宋以来，徽州地区共出过1242名进士，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南宋之后，徽州科举之风日盛，朝廷里做大官的，也多是南方人。雄村虽处万山之间，却滨临新安江，顺流而下，可直达杭州。
位于雄村北端的竹山书院，当年聚集了大批学子，不知有多少人布履长衫，从这里走上开往杭州的渡船。
暮色苍茫时分，书院的桂花厅暗沉沉一片。曹氏宗族规定，中举的士子，可在院中种植桂树一本，寓意蟾宫折桂。当年，这里遍植桂树，如今仍存有20多株。
它现在是一所乡村小学。
那时的徽州，真是人杰地灵。既以商贾之乡而名扬天下，又以朱熹的故里而被誉为"东南邹鲁"。经商和业儒，成为徽人所从事的两项主要职业，也成为一种时尚。明代徽人汪道昆，将此归结为"左儒右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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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汪道昆《太函集》
汪道昆出身于新安富商之家，和万历朝名相张居正是同科进士，文名却在张居正之上。他与抗倭名将戚继光有着道义骨肉之情。两人在平御倭寇的战斗中结盟，信物是一副鱼肠剑，各佩其中一把。戚继光向人表示，三年抗倭的赫赫战功，是出于汪道昆的谋划。汪戚二人，同为既有文名，又有武功的安徽籍明代重臣。
这是安徽的光荣。
汪道昆后来受张居正排挤，49岁辞官，隐居于黄山脚下。但他的归田，对于徽州文化来说，却有着不可估价的作用。从汪道昆的话中我们知道，即使是成功的徽商，也把业儒看得高于经商，这当然因为在科举时代，只有读书才可以仕途通达。
清初，徽州书院多达54所，大半为徽商捐资所建。其中最大的一所，是以朱熹别号命名的紫阳书院。
徽州人对这位同乡大儒极为尊崇，在孔庙的偏东处建朱子祠，成为一种惯例。而朱子的家乡婺源似乎也有很重的徽州情结，在划归江西之后，曾经搞过声势浩大的返皖运动。
因此在徽州，忠孝节义的观念，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朱子所订的《家礼》，是徽州各宗族"家典"、"族规"的蓝本，而最集中表现的，还是"新安多节烈"。仅歙县一邑，就拥有8606名节烈妇女，这还不包括被家族内部首肯，而未得到朝廷旌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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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徐卓《休宁碎语》
节烈妇女能否得到朝廷的表彰，夫家的权力和财力起到关键的作用。商人妇在这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在各县烈女传中，她们的人数占十之七八。
一条小小的斗山街，有着好几座贞节牌坊。
节烈已经不仅仅是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要求，在徽州，它还出于一种切实的经济利益的考虑。无数节烈，为新安商人构筑了稳定的后方，使得外出的徽人能够经年不归，安心经商。
在这里，脱胎于程朱理学的徽州商人文化，表达出了浓厚的封建伦理性。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名噪一时的晚清名妓赛金花，是黟县上轴郑村人。
骑在摩托车后的现代女郎，对这些节烈妇女表现出极大的不以为然，当着她男友的面，就表示守节是对妇女的最大摧残。
据说徽州最小的一座贞节牌坊，是许村的"双节坊"，我们决定去看看。
坊主的后代下田去了，铁将军把门。周围的村民，对我们的询问漠不关心。
一个妇女突然很激动地说到自己，她29岁守寡，日子很艰难。
她说她不改嫁，是为了孩子。
触目可见的贞节牌坊，造成徽州稳重、拘谨的世风。在这片万山环绕的土地上，我们看见，程朱理学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被成功地转化为世俗儒学，主宰着徽州人的思想和行为。而这一切，靠的是发达的教育。
但遍布各地的书院，不仅仅使徽州产生了大批进士和举子，同时也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在《新安名族志》和《新安大族志》中位列第一的程氏，财产却是排在第105位，这说明能否侧身大族之列，并不由财产决定，关键是看有无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包括仕宦是否成功。
在徽州，许多家族不是把科举作为攫取财富的手段，而是作为保护财富的手段。他们在取得财富之后，往往有意识地去培养子弟博取功名。
这样的联语，最能体现徽州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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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
朱熹的外家祝氏，在《新安大族志》和《新安名族志》中，均被列为名门望族。祝氏在家乡号称"半州祝家"，是当地的豪富，所以在朱熹身上，也体现了诗书望族和商贾世家的合流。
左儒右贾，使得徽州社会亦贾亦儒，贾儒不分，虽士大夫之家，也往往以商贾游于天下，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儒商。徽商所提出的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求利的商业原则，正是儒家的道德传统，由此形成了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特征。
今天，杭州"青春宝"的老总，重新张扬起"儒商"的旗帜，在现代商战中搏杀。他自称是胡庆余堂最后一个传人，颇以儒商而自豪。
胡庆余堂的创始人，是清末红顶商人，祖居绩溪的徽商胡雪岩，为了寻访他的遗迹，我们来到他的家乡湖里村。
今天，他故乡村上的媳妇，只能从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中知道他了。
在斋名"存养山房"的鲍树民家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棠樾鲍氏诗书传家的遗风。说到鲍氏家族400年不衰的原因，他归结为官商一体，儒贾不分。
盐商的后代鲍树民十分儒雅。
就是今天，徽州也仍然是一个文风昌盛的地方，据说在全国各高校的研究生院，都有很多徽州人。随便走进徽州山区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问一问，都可能出过几个硕士、博士生。
清朝大诗人王世贞说，在徽州，虽十户人家的村落，也有读书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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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王世贞《 州山人四部稿》
王世贞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关于他，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徽州商人，那人说，你们苏州文人遇见了我们，就象苍蝇追逐羊肉一样。王世贞反过来回他说：你们徽州商人见了苏州文人，不是也象苍蝇追逐羊肉一样吗？
虽然，在徽州本土，仍然封建秩序井然，读书入仕也还是世人崇尚的生活方式，但在徽商活跃的广大的江南，却越来越表现出士商混杂、工商皆本的倾向。新兴的市民阶层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意识到金钱的潜力，于是起而追逐金钱与享乐，鼓吹个性与自由。各种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在经济的滋养下快速生长，明清之交的中国社会，思潮翻涌，人心骚动。
摄影：温晓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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