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赋(五)
                         第五集 新安遗韵[下]


  在徽州,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的风俗。

  有时你翻过一道山岭,进入一条溪谷,会突然发现其中鸡犬相闻,烟火万家,恍若桃源仙境,那便是新安大族聚族而居的村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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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逾一岭,进一溪,其中烟火万家,鸡犬相闻者,皆巨族大家之所居也。

  光绪《石埭桂氏宗谱》

  聚族而居虽然不是徽州独有的现象,但在徽州,它的牢固性、普遍性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

  徽商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所用的伙计,也多为族人。他们还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比如典商基本上都是休宁人。
  宗族势力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徽商资本又反过来加强宗族组织。他们除了捐资修筑祠堂,修订族谱,兴建义学外,更重要的是不惜重金购买族产,为聚族而居提供物质基础。

  鲍志道父子虽然远在扬州,但他们却在徽州购置了二千多亩族田,每年可得租谷三万多斗,用来在族内抚贫救孤。
  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宗族,都不可能拥有这么高的族产。
  中国商人在积累成巨富之后,往往中止以钱生钱的商业活动,而把资本转化为土地财富。而欧州商人则以赚钱为目的,为天职。徽商所缺少的,正是这种"以钱生钱"的"资本主义精神"。

  徽州商人本质上是"离乡不离土"的,商业不过是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的扩展与延伸。

  宗族是对血缘的认同,宗谱和宗祠,则是具体的表现形式。
  对于宗族成员来说,族谱具有一种精神象征意义,所以当这个年轻人捧出它的时候,不免战战兢兢。
  而宗祠则是他们的圣殿,许多宗族内部的大事,都要在这里议决和进行。

  当年森严的郑氏祠堂,今天成了一个旅游场所,它巨大的正梁,仍对人有一种压迫。
  隔过去不远,是郑氏不知哪一支的一个支祠,在前不久的一个雨夜,它轰然倒塌了。傍晚的时候,里面飞翔着一些蝙蝠和鸟类,孩子们有时会在里面捉迷藏。

  宗祠的肃穆和神圣,正在徽州的乡村中消失。

  祠堂保存最为完好的,是黟县的南屏村,居住于该村的叶、李、程三姓,各有属于自己的家祠、支祠和宗祠。这是一个逐步向外扩大的血缘圈,走在形同迷宫的高墙深巷中,外人往往会迷失方向。但在村庄内部,却由祠堂构成清晰的宗族秩序和界限。南屏祠堂群,非常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

  这个村的得名,还因为张艺谋在此拍摄《菊豆》,目前,旅游部门以此为号召,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
  在古老的徽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旅游开发。

  新安大族虽然都十分古老,但各宗族大规模地修建祠堂,却是在徽商兴起之后。徽州的祠堂都建造得十分宏大,如歙县潜口的汪氏金紫祠,不论是工程技术还是造型艺术,均达到相当的高度。

  没有徽商巨大的财力物力,根本就不可能建造出这样宏伟的建筑。

  远远的,就能看见胡氏宗祠高大的殿脊,目前,它被称作"江南第一祠"。
  这座祠堂,有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据当地老人们介绍,它的正梁上,从来没有发现过蜘蛛网。
  很难相信,上百年没有打扫过的殿梁,会如此干净。

  更加神秘的,是祠堂边上的这座房屋,你一定不会想到,它也是一座祠堂。
  这座看起来非常非常小的祠堂,属于丁氏所有,丁氏是胡氏大族的佃仆。

  传说胡氏定居的龙川,状如一条航船,必须用钉将它铆住,宗族才能兴旺。于是胡氏先人就找来了一户姓丁的人家,让他在村边居住。
  丁氏世代为仆,最奇怪的是,这个姓氏始终单传,应了最初胡氏先人的苛毒的心愿。

  万山环绕的徽州,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徽州人特别看重风水,宗法制度的稳定和强大,尤其是程朱理学的盛行,使风水之说深入人心。程颐就宣扬过这样的理论:地之美者,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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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之美者,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二程集·葬说》

  这样的话,与风水家如出一辙。朱熹也认为,如果择地不精不吉,会有子孙灭绝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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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择地不精,地之不吉,子孙亦有死亡灭绝之忧,甚可畏也。《朱子语类》

  所以徽州的自然村落,多是枕山、环水、面屏,河流或溪水从村前潺潺流过。这是中国风水家认为的最好的模式。多山多水的地貌,为徽州人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徽州许多村落的起源,都是其先人根据风水理论选择的结果。

  徽州许多世家大族,把科举成功和家业兴盛,归结为风水和祖宗神灵的保佑,于是各宗族一方面修建有利于本宗族飞黄腾达的文笔塔、文笔峰和文昌阁,一方面修建破坏其他村庄和宗族风水的镇物。

  徽州许多的家法宗规中,都有禁止私伐树木的条文,这是因为,这些树木被认为可以保气。由于在风水理论中,水口,也就是水的流出之处极为重要,许多村庄在这里建造桥、台、楼、塔等等建筑,种植树木花卉,使它们具有符镇的作用。绩溪冯村安仁桥上的围墙,理仁桥下的台榭,就都是这样的镇物。

  水口是古老徽州村落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设施,与宗祠一样不可缺少。一旦进入水口,就进入该村的地界了。

  中国当代的建筑学家,把徽州村口的水口,称之为"水口园林"。今天, 坐在美丽的岩寺水口休息的行人,也许已经不甚明了它的象征意义,但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它的优美和清新。

  水口使徽州村落和中国广大乡村有了重要的形式上的区别。

  最完整地体现徽州人风水观念的,是黟县的宏村,它以人为的牛形设计而称绝。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汪氏祖先落脚此地之后,一直不发达,而且不断地遭受火灾。于是三请当时名气很大的休宁风水先生何可达来看风水,这位风水大师指点说,如果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脚,建成一个牛形村落,再从村西河里引来西流之水,南转东出,即可发达。

  不知是风水中超自然的力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此后的汪氏宗族日趋兴盛,涌现出一批成功的商人和达官显贵,比如民国11年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汪大燮,清末大盐商汪定贵,就都是宏村人。

  村落深处的承志堂,是汪定贵的私家住宅。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虽然发了大财,而且去捐了一个五品同知的小官,但内心深处仍然愤愤不平。他别出心裁地让人在两边的侧门上方,各雕刻一个"商"字图案,这样,任何从门下经过的人,就都低商人一等。这很有点恶作剧的味道,但也曲折地流露出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商人的自卑心理。

  黟县现存明清两代古民居近4000幢,若论精美绝伦,首推承志堂。

  在黟县,还有一处依西流之水而建的村落,那就是有名的西递村。
  当年,西递胡氏的先祖士良公路过这里,发现水向西流,十分诧异。依据"东水西流,其地主富"的风水观,将它定为胡氏安身立命之地。东水西递,这便是"西递"这一地名的来历了。

  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西递居然完好地保存了这一大片明清时代的民居,被认为是一大奇迹。在轰动中外的首届黄山国际旅游节上,有权威人士倡言,要了解中国古代宫廷建筑,请到北京故宫;要了解中国古代民间建筑,请到西递村。

  一时,声名鹊起。

  西递胡氏是明清徽商崛起后的一支重要力量,二十世祖,该村商界泰斗胡贯三的敦仁堂,今天看起来仍然气势轩昂。

  接近正午时分,天光很明亮。房屋设内天井以供采光之用,是徽派建筑的一大特点。天井有"四水归堂"之说,四方之财犹如屋顶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商人之家,这就是俗话所说的"肥水不外流"。

  李约瑟赞美的中国旧宅的雨,当是从这样的屋檐下滴落的吧。

  胡贯三当年以经营典当业为主,号称三十六典,家财五百万,是当时江南的六大首富之一。今天,在徽州的许多地方,都还有他捐资建造的道路和桥梁。

  据说他的时代,也是西递商业的鼎盛时期,在这些街巷中,有店铺上百家。

  今天,这个以旅游闻名的村落,再次掀起经商的热潮,只是不再远行万里,而是坐在家门口,向游人出售假古董和各种纪念品。据说不止一个外村的小伙子,到这里作了上门女婿。

  听一听导游小姐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些建筑里头,有很多名堂。

  与江浙大户富丽堂皇的住宅相比,徽州大户的住宅规模显得普遍精巧朴素。徽州地少人多,危机意识与生俱来,就纷纷在雕饰上下功夫。不仅楼房结构精美细致,而且饰以各种砖雕、石雕和木雕。膺福堂的八字门楼,笃敬堂的门眉,就都是砖雕中的精品。

  三雕艺术是以密集性劳动为代价的,民居雕刻的日益注重情节和构图,追求繁复和细腻,无疑都是以徽商雄厚的财力作基础。
  住宅的雕饰,成为徽商资金消耗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此可以说,即使是在封闭的乡村,徽州民居也不是农民的居所,而是属于那些具有较高的文化层次的市民阶层所有。

  徽商住宅的大门一般是不朝南开的,这是依据东汉王充"商家门不宜南向"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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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门不宜南向。王充《论衡》

  根据中国神秘的五行说,商属金,而南方属火,商家大门南开,则金被火克,不吉利。所以在西递,几乎没有一座朝正南而开的大门。
  也不仅仅是民居,就连追慕堂、明经祠、敬爱堂这些胡氏分祠,大门也不朝正南开启。在黟县,据说唯一能看到的门朝正南的古建筑,是县城中的旧县衙遗址,那是官家,代表朝廷南面而治,又当别论。

  当地有"宁为人立千坟,不为人安一门"的说法。

  风水使徽州人居住在一个充满神秘感和象征性的世界中,他与他的祖先和周围的环境,依靠风水获得了精神的相通,风水观念也不知不觉成为徽州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应着那句"千年屋,百家主"的老话,居住在这些精美古老住宅中的,大多数已不是那些富商大贾的后人。他们所操的,也不再是背井离乡,求利天下的商业,而是在土地上耕种。但是中堂下面的条案上,依然按照祖辈传下来的规矩,东边摆了一个瓷瓶,西边置一面方镜。
  "瓶镜",平静,这是祈求在外经商的人平平安安,无灾无难。

  当年商海的惊涛骇浪,也不知淹没了多少徽州家庭?

  西递是一个典型的以宗族血缘为纽带,数十代繁衍而成的聚族而居的大村落,但各家各户建屋时,却往往以邻为壑,不肯与别人合用外墙。于是房屋之间,便有了这些狭窄的巷道。这也是整个徽州的特色。大一点的村落,一般都有上百条小巷纵横勾连。这样的布局,体现出一种封闭而自足的观念。

  就是成为徽派建筑象征的美丽的马头墙,它最初的意图,也是隔断火势,用以自保。

  走进这些迷宫似的深巷,时光也仿佛倒流。也许,这扇雕刻成叶形的石窗下面,当年就站过一个美丽的少妇,忧怨地等待她外出经商的丈夫。
  叶落归根,这是当时的徽州妇女最大的祈愿了。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由无数人的生命和青春浇铸而成,而历史却毫不迟疑地抹煞了这些个体生命。

  历史只留下这些建筑,和我们今天叹为观止的徽州文化。

  和晋商相比,徽商对历史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以自己巨大的商业利润,形成丰厚的经济基础,孕育滋养了灿烂的文化之花。

  徽商财力的投入,使徽州成为一个教育程度和文化层次都普遍高于全国的地区。而新安画派的形成,虽也与新安大好山水的陶冶有关,但其更潜在的因素,仍是徽商经济力量的发展。

  新安四家第一家的渐江和尚,就曾得到大盐商之后吴羲的支持。也可以说没有徽商在经济上的帮助,就没有渐江日后的辉煌。
  渐江画风枯劲疏简,意境冷峭深邃,开新安画派之先河,流风所及乃至近代。他后来和吴羲保持了长久的友谊,死前的那年春上,还在吴家勾留了十多天。
  如今,渐江的坟墓就在一水之隔的紫阳山上,墓前广植梅花。古老的练水,从紫阳山下流过,奔腾着流向远方。

  适应徽商在医疗保健方面的需要,新安医学才得以形成与繁荣。

  和徽商多是儒商一样,新安医家的一大特点是儒医。被称为"天下神手"的程敬道,就既是名医也是名儒。
  歙县黄孝通,于南宋孝宗时御赐"医博",至今25世,代不乏人。

  徽州刻书业的勃兴,就更与徽州社会的全民经商有关,如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商贾要览》,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徽商便览》,都是由徽商编写刊行的商业书,其中天文、地理、全国通商所经的道路,风俗、语言、物产、算法、契约等等无所不包,既有实用性,又有科学性。余英时就指出,商业活动或许是儒学向考证转变的一种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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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活动或竟是儒学向考证转变的一种外缘,也未可知。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这当然还有待研究,但徽州确是出现了一些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如江永、

  戴震等等,他们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经学研究的方法相勾通,逐渐形成皖派治学风格。戴震的《校水经注》一书,或许最初的动因,即是对水路和商业关系的关注。

  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就更可以看作是在商业对数学计算方法的需求刺激下,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了。

  今天,在程大位的纪念馆中,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算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商业曾经有过的繁荣。

  市民阶层的产生,是徽州刻书业繁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市民需要精神消费,大商巨贾买来的姬妾,列屋而闲居,也不能没有娱乐和消遣。于是各种牌谱、棋谱、画谱、酒仙谱、戏曲页子,特别是小说和话本的需求量大增。许多徽商投资于刻书业,获得巨额利润。

  住在杭州的徽商汪然明,是秦淮名妓柳如是的密友,柳如是的《尺牍》和《湖上草》,就是由汪然明出资刊行。

  在藏书界,"徽本"至今享有很高的声誉。

  而通俗文化这一块,更是在经济的滋养下异常繁荣。清代十大菜帮中有两个菜帮,徽菜和淮扬菜,是属于徽州商人文化的范畴,而徽班最初也只是一些大盐商畜养的家班。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在扬州的七大内班中,至少有四个,老徐班、昆班、德音班和春台班,是属于徽商所有。大盐商江春的家中,就经常有三四台剧目同时上演。家班成为徽商炫耀财富、攀结权势、洽谈商业必不可少的交际手段。

  徽班的兴起得力于徽商的财力,又随徽商足迹远播四方,而终于有同光年间的四大徽班进京,孕育衍变出辉煌的京剧艺术。

  所以,徽州文化看起来是理儒文化,实质上却是商业文化。

  商业文化是资产阶级启蒙文化的源头。由商业带来的冲击,激荡着思想界,而有徽州富商出身的汪道昆所提出的商农相交重的观点。这一新思维,比明末黄宗羲提出的"工商皆本"的思想,要整整早了一百年。

  这之后才有大思想家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把早期启蒙思想推到一个新高度。戴震出身商家,自己也经过商,是一个先贾后儒,儒贾相通的大学者。他是徽商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代表人物。在对封建理学的批判上,对人欲的肯定上,在治学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上,戴震都超过了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而徽商文化的科学性、通俗性、伦理性和广泛性,也无不体现于胡适的治学方法、治学内容和为人处世中。

  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于乾嘉时期清学全盛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对欧州文艺复兴的贡献相提并论。

  但道光年间票盐法的实行,使徽商丧失了在盐业上的垄断地位,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又给徽州商业资本以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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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陶澍改盐纲,盐商一败涂地。陈去病《五石脂》

  大盐商江春,在陶澍清理欠款后,家产被籍没,他在扬州接过驾的豪华的别墅,也很快就荆棘遍地,一片破败了。

  称雄于东南半壁300年之久的徽商,因盐而兴盛,也因盐而衰败。 作为一个在官府庇护下拥有特权的封建性商帮,放在19世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中看,它的衰亡几乎是不可避免。

  16世纪初,当世界性的商业文明与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相撞击时,中国整体国力还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就海外贸易而言,徽商早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商人,来到东南亚和南洋群岛,并获得了这一广大区域商业上和航海上的主动权。但当此世界贸易从大陆转向海洋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却将徽商从海上赶回陆地,要他们经营盐业,并给它以特权。

  在最辉煌最鼎盛的时期,衰亡的种子就已植入了徽商的机体。

  坐失良机,整个中国都坐失良机。
  回首300年前事,我们也只能扼腕而叹。

  在当年商贾云集,樯桅林立的渔梁古镇,我们静候暮色的降临。富有徽派建筑风格的紫阳桥,正静静地跨越练水之上,白色的马头墙也如昂首嘶鸣的骏马,也在夕阳下展开它独特的造型。建筑是以时空为背景的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借助遍布徽州的古桥、民宅、牌坊和书院,在徽商逝去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感受徽州辉煌的往昔。
  而夕阳,此刻正向着古老的练水坠落。

  摄影:温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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