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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三岁丧母，因此小时候，在别的孩子都读书时，我并没有读书。我奶奶唱：小白菜呀，地里黄哟，三岁两岁，没有娘哟……又说：从小没有娘，到老命不强--二丫头，往后有你受的！
说是说三岁没娘，不过是延用了一种民间习惯的说法，其实我母亲去世时，我还抱在怀里。临到要盖棺了，奶妈抱了我去看最后一眼，我不知道哭，反而咿咿呀呀地唱；边上的人都直掉眼泪，我奶奶则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骂我母亲。
很快我继母就进了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对她没印象--我跟我奶奶过。我奶奶说，还是大学生哩，比起你娘来，不知差多些！我母亲十五岁过门，是跟着她长大的，所以我奶奶很"惯"我。我继母来了，我一点不害怕，跟前跟后地喊妈，大声喊，没心没肺地喊，喊得我奶奶直叹气。我继母的妹妹，和她长得十分相象，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她来了，我也跟后头喊妈。我小时候认不清人，不长心。
大了以后，我奶奶不止一次地说：恁不长心，哪像个打小没有娘的孩子哩！我从小到大，一直不长心。小时候跟着我继母去她妹妹家，她第二天就回来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就在那儿称王称霸。姨家一向是一个我们喊作"大大"的老保姆当家，连姨夫都得看她的眼色行事，哪里能把我放在眼里？就不住声地骂我"口"。在北方乡村，把泼辣、厉害、口角伶俐叫作"口"，这个词一般只用来形容女性。她愤愤不平地说哼--！一个前房的闺女！我很小，还不懂什么前房后房，便和她大吵大闹，她没有法，只好一遍遍气愤，嘴里不停地说：一个前房的闺女--一个前房的闺女！
到我大了以后，才知道“大大”的愤怒是很有道理的。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也是娶了继室，他前头的两个闺女，就都是十四五岁就进厂当了工人，没什么文化，早早就嫁了人。而他后头老婆生的儿子，不但上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我父亲给我说：小二呀，人说有了后娘有后爹，爸什么时候屈过你？说这话时他老泪纵横，我在边上站着，光哭不说话。我母亲则一遍遍反问，说二丫，有我这样当后娘的吗？他们边哭边说，希望能感动我。那时我谈了个对象是工人，家里兄弟姐妹七八个，母亲还没有工作，而我父亲虽说当时没解放，但毕竟在这个县当过县委书记，他们觉得我找的这份人家，给他们丢人了。
大约从12岁起，我就在家里当家。那是我们家最艰难困苦的日子，因为我父亲从干校回来后，下放到怀远一个叫沙沟的大队当农民。过年了，家里没钱买肉，我上街买了一串红辣椒，一把红枣，还买了一张英姿勃勃的"江水英"。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知道江水英是谁了，但在我们小时候，这个样板戏里的女英雄，是很有名的。我母亲说都这样了，还贴什么贴。我反驳，我说那才得贴，喜庆！然后就带了我妹妹去山下的人家找石窝子磕猪骨头，我说咱炸骨头圆子，骨头圆子好吃。后来每逢过春节，我妹妹都忆苦思甜，说二姐说骨头圆子好吃，我一吃，扎得满嘴是血。
这样的日子，一直继续到1970年左右。
而在此之前，我即显现出了家务的能力，我因此在家里很“口”。记得十多岁时，我跟着我母亲在城里读小学，我妹妹和我五弟，则跟着奶奶在几十里外的园艺场住。有一次我妹妹来，因为不愿意回到县城读书，我母亲就大声责骂她，连带骂上我奶奶。我听见了，立即从屋里冲出去，和她讲理。我说你还是老师呢，我们到大街上说理去！这是我首次和我继母发生冲突，当时我刚从艺校回来，和她一起生活不久。她因此很惊讶，也有些慌张，她大声说你个小丫头子，你还敢和我顶嘴？又对我父亲说，你看看你闺女--你也管管你闺女！
我不理她，径直拿上东西，过河去找我奶奶去了。
我想我父亲，大约也是第一次知道我很厉害。他后来几次作调解工作，让我回去给我继母赔不是，我只是不理。父亲很为难，他因此常常看着我说，你是一点也不像你娘呢。以后他还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不知父亲他在说到我生母的时候，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从小从我奶奶那里得到的印象是，父亲对我的生母很不满意，在她活着的时候，多次闹离婚。我想爸爸他总这么说我，是感慨我的生母太懦弱，还是觉得我太厉害了呢？
一个多月以后，我挎着一篮子葡萄，跟在父亲后面，回到我继母那里。父亲说庆云你看二丫给你送葡萄来了，二丫说了，咱妈就喜欢吃葡萄！我说我没说！父亲尴尬地笑。我继母慌忙拉过我的手，说乖乖，还生妈的气哩？我甩掉手，但还是笑了。
我的继母，从我跟她过的那天起，就喜欢喊我乖乖。她说乖乖，妈还能坑你吗？这是她在反对我的恋爱时，最常说的一句话。每当听她喊我乖乖，我都像最初听到时那样感动，我因此从心里并不把她看作后妈。多年前的一个清明，我随我姐姐去给我生母上坟，离坟地很远呢，她就扑地大哭；而我只是站着，怎么也哭不出来。我生母死的时候，我太小了，生母对于我，只是一个概念。我姐姐的小皮箱里，藏有我生母的照片，在我做了母亲之后，有一回她很郑重地拿出来，给我看。我的生母前额光洁，目光平静，怀里揽着我姐姐。我看着这张照片，心里却在疑惑：这就是给了我生命的那个人吗？我对她有一种难言的陌生，我想如果你还在，我会不会很小的时候，就去了艺校？
40年前尘如梦，随着我父亲的去世，现在就是在我们家里，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上艺校这件事了。大学毕业以后，我偶尔会在宿舍里拿大顶，高兴起来，还会在校园的草坪上翻小翻，走前桥。我的同学惊奇，问你怎么会这个？我说我小时候进过艺校。都说我胡扯，说你这样的人家，怎么会不让你念书，让你进艺校？我同学呵斥他的老婆说：你少听她胡说八道！可我确实进过艺校，6岁进去，快10岁才出来，所以我没读过小学一、二、三年级。我正式进学校读书时，已经是三年级快结束了。我一直认不清汉语拼音。在艺校的时候，每天早晨不到四点就得起床，踢腿、下腰、拿大顶。我因此一生不以起早为苦，我喜欢在夜色正浓的时候，去呼吸室外凛冽的气息。当时的艺校里，还有一个比我还小两个月的小女孩，叫林林。林林的爸爸死了，妈妈改了嫁，她就进了艺校。我们俩很要好，人们总是说，毛毛和林林，或是说，林林和毛毛。现在看到我姐姐的孩子，读大学还得大人送，十分不解，我说我五六岁就一个人在外头生活了。记得我生了恶性痢疾之后，学校里怕我死在学校，就把我送上火车，让我一个人回家。车到蚌埠，是夜里3点多钟，我也不知道怕，就那么一个小孩儿，一小步一小步地挪着走回家里去。后来我从艺校回来重新念书，林林哭得很厉害，她说毛毛你会不会给我写信？我也哭了，我说我会，我会给你寄钱。
后来我确实给她寄过五毛钱，在信封里。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到某县出公差，辗转打听，在县剧团一所宽大阴沉的老宅里，见到了我童年的伙伴林林。她很快就要结婚了，未婚夫也是个演员。那时作为演员，她已经过了自己的黄金时期。据说在文革期间，她是县剧团的台柱子，主演过李铁梅、小常宝和喜儿。80年代的县剧团，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她似乎并没有多少感慨。我有时会想，如果我不从艺校回来，会在哪个县剧团里演戏呢？我的扮相和嗓子都没有林林好，一定只能跑跑龙套。我也会早早地嫁人吗？我的丈夫，会不会也是一个跑龙套的小演员？
我奶奶说，从小没有娘，到老命不强，一直到30多岁，对这句话，我才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民谚，无不凝集了无数的人生苦痛和人生经验。一个人童年丧母，就注定他要在毫无防范能力的幼小阶段，遭遇种种磨难。由此影响到升学、就业、婚姻，一生坎坷。像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有一个娶了后娘还仍然疼爱我的父亲；而且我还得感激我自己的"不长心"。因为不长心，我才能幼小敏感的时候，避开别人对我的伤害。我从小就不看我继母的脸色，她后来也就不再给我脸色看。而我一旦进入学校，立即就表现出是块读书的料子，我继母由此改变了对我的想法，希望我能"读"出来。我是文革中间入的中学，学校里整天乱哄哄的，也不上什么课。但一个老教导主任多次对我母亲说，说你孩子要是放在文革前，绝对重点。因为这句话，我母亲连续抽了一夜的烟。她半夜里走到我的床前，说妈要让你上大学，妈一定要让你上大学！
从1973年开始，我的同学中，陆续有人被推荐上了大学，这就是多年后人们所说的工农兵学员。整整一个夏天，我都在床上辗转反侧。每当这种时候，我继母就在对面的房间里抽烟，而她平时是不抽烟的。那时候的大学不用考，唯一的途径，是推荐。1974年，我父亲的一个刚刚解放的老战友，出任地区教育局长，我母亲跑到那里去，费了好大的劲，要了一个无锡轻工学院的名额，带帽下到我所在的县轻工局。但我父亲当时还没解放，无数人跟着"捣"。我最后上的是安师大淮北分校，也就是后来的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我妹妹说二姐，你为什么一定要上这个学？听说那个学校好差劲，只一座教学楼，才刚刚建起来没两个月。我说我要上！中专我也上，中技我也上！我就是要上学！我的同学中，那一年有两个上了复旦，一个上了清华，最差的也上了安师大，我妹妹觉得我上这样一个学校，丢脸。和我竞争无锡轻院的，是某医药门市部的一个营业员，我母亲的学生。但她后来又提出不上轻院了，要上合工大。地区教育局特别为她调配了一个蚌埠医学院的名额，以为对口，她轻蔑地一笑，说：哼--蚌医，送我我都不上！她后来果然没去上。她的男朋友，是文革期间我们那里有名的造反派头头，威力很大。我母亲说她--放在过去，高中也考不上。还不上蚌医呢，看把她肿的！“肿”是北方方言，烧包的意思。多年以后，我回家探亲，路过那家医药门市部，看见她坐在柜台里面打毛线。人的一生，祸福难言。我母亲有时也后悔，说还不跟那回弄不上呢，弄不上就会再等三年，再等三年就是全国统一高考了，你妹妹你弟弟能考上，你能考不上吗？
但我从不后悔自己上了淮北煤师院，我至今感激我的母校，没有她的培养，不可能有我的今天。1974年的秋天，我拎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走下火车，其时的淮北大地正是秋雨连绵。我随着来接站的老师一路淋着走回学校，看见我们的教学楼才刚刚竣工不久，孤零零地站在黄土坡上。周遭的泥泞汹涌澎湃，相传是汉代的一株千年老柏，有些悲怆地站在雨中。在后来的很长一个阶段里，这座楼都是我们学校的全部建筑。我们在这座楼里读书并且生活，30多人住在一间大教室里，我住上铺。冬天的时候，雪花会从打碎的窗子里，直接飘到我的被子上，在我们早晨醒来的刹那间，引起一屋子人的尖叫。那时真是太年轻了，年轻到在冰冷雪花的覆盖下也能睡着。我床铺紧靠的窗台上，摆着一个铝制饭盒，那是我当工人三年留下的东西，上面写着我的名字，里头放着钢笔。夜间，我有时会有一些被称作"灵感"的念头，在脑中一闪而过，这时我便爬起来，摸黑打开那个盒子，拿出钢笔，再摸黑把它们记在纸上。
那时我常常写诗，是郭小川一样的激情的句子，写好了，就在教室里大声朗读。男生们喜欢嘲笑我。
当时我们的学校，只有数学、物理、化学、中文四个专业，不到500个学生，30多名老师。我们的师生关系很好，比后来的任何一届都好。我在这个小小的学校里很有名，不是因为念诗，而是因为瘦。我当时只有70来斤，外号“排骨队长”，简称“队长”。一个学校的人都喊我队长，尤其是食堂的大师傅，一口一个队长地叫着，似乎我是他们的领导。就在这样粗糙然而快乐的环境中，我逐渐显露出我书生的本色。在高中阶段，我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学生干部，如果不是我的"可教子女"的身份，我在中学里要红得多。对政治的过分关注，曾经一度将我读书的天赋掩盖，而现在，它们终于找到突破口了！我拼命地读我们当时能够找到的一切书，但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整个国家都处于混乱之中，当时能够找到的书很少很少。我们校园的后面，是大片的荒坡，秋来野菊烂漫，我捧着一本书，边走边读。就是那时，我养成了背诵一切优美词句的习惯，我大段大段地背诵，有时能把一本书都背下来。
对此很多人感到惊诧。
后来，当我留校作了老师以后，我常常忘我地在课堂上背诵。我背诵孙犁的《铁木前传》，背诵汪曾祺的《受戒》，还背诵张承志的《金牧场》，要知道，这是一部50万字的著作。在《金牧场》没有出单行本之前，我一度沉迷于对它的背诵，最多时，我可以一口气背下两万多字。那些美丽的句子流水一般在教室里流淌，很快就将我的学生淹没。
这是三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当代作家。
至于西方，我更多的是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我想他们主要是一些哲学家。我曾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1985年前后的方法论大讨论中，并广泛地阅读了几乎所有西方现代派的著作。但在这些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弗洛伊德，而是海德格尔。在冬日的午后，我沉迷于他的《存在与时间》，感受着这个世界巨大的虚无，有时会有一种悲哀潮水般涌上来。还有一个人，一般人可能都不注意，他叫皮亚杰。他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使我的思想方法彻底改变。在过去，我们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思维模式，而皮亚杰却以他的“建构说”，填平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鸿沟。他认为认识即不起源于主体，也不起源于客体，而是起源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在作用的双向运动过程中，认识不断地打破原有格局，完成新的建构。我后来以此为思想基础，开始了我的对形式发生原理的探讨，寻找内容向形式过度留下的痕迹，以及在形式种群进化、淘汰和积淀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素。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我彻底地远离了学校内的政治生活。当然，对大的政治环境我仍然关心，但那时我已经知道，我这一生，对政治不可能再有少年时的热情了。我是那样的喜欢读书，衷心地以为，一个人能够一生都有书读，是一种幸福。
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书房，收藏自己喜欢的书。小说我只收上面提到的三个人，再加上一个王安忆，我大量的是收藏思想文化类的读物。要感谢在武汉大学深造的那些日子，那正是方法论大讨论的那两年，江汉平原空前的活跃，楚湘文化所固有的异端和不羁，都无所顾忌地显现出来了。在那座以美丽著称的校园里，借用皮亚杰的话，我完成了自己思维上的重新"建构"。我平生第一次对理性投注这么大的热情，偏爱一切抽象的东西，喜欢纯思想层面的运作。和天生具备理性优势的男同学辩论，我总是滔滔不绝。他们恭维我的思维流水一般美丽，并且波澜起伏。不知是真话还是假话，或是语存讥讽的话，反正他们不敢小视我。后来我的学生，也是留校任教的一个青年教师问我，说潘老师，为什么你的论文我们一句一句能读懂，放在一起就读不懂了？我说傻瓜，我省略了论述过程啊。我拿过文章来，将推导过程恢复，并且将每一步都标上一、二、三、四。它们立即变得明白易懂，同时味同嚼蜡。我喜爱步骤的省略，它给人深邃的美感，因此我总是写论纲，而不是一般意义的论文。阅读的时候，我也将别人的过程省去，使之成为思维的骨架。它们看起来是多么的清晰呀，思维的美丽瞬间就展示出来了。
所以严格意义上说，我是一个读书人，而不是作家。作家固然需要思想，但更需要生活。而我的生活十分单纯，甚至单调，从19岁那年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几乎可以说没出过学校。我在大学的校园里长大、长高、长胖，读书、留校、结婚、生子，我过的是一种书斋式的远离市廛的生活。而当我38岁再度走出校门的时候，我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它们一下子变得那么喧嚣、诱惑并且险恶。我过去所藐视的东西，金子般闪闪发光；而我过去所看重的东西，却变得一钱不值了。长期书斋生活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人"经世致用"的人格理想，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观念，都崩溃了。像我这样的书斋文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窘迫。不是生存的窘迫，而是精神的与历史境遇的窘迫。文人们开始逃亡，逃离清贫的书斋，一头扎进世俗之中，全面否定自己的过去，同时希望别人也忘记自己的文人身份。理论是不能再搞了，卖不出去，在极度的颓败下，我转向散文随笔的创作。我以如我个性一般鲜明泼辣的笔调写一些家庭琐事，自嘲嘲人，居然大获成功，我爱人讽刺我说：潘小平，这下找到吃饭的门道了。
我过去的同学和老师见了我，问：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笑，我只能笑，我不笑又能做什么？！
但我并没有忘却思考，尽管这思考包裹着世俗的外衣。我以琐碎的家长里短表达我对自己的愤怒，以及文人式的自暴自弃。思考在我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无法摆脱对它们的因袭。我更多的是一个传统文人，而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不管我写得多么快乐，我内心都肯定快乐不了。偶尔，我会在一些聚会上谈文化转型，谈深度的爱与痛苦，以及民间文化良知的建立，希望自己的世俗化写作，能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一种尝试，是试图完成散文传统"士大夫趣味"向现代"大众趣味"的转变及整合。
我的心绪如这个社会一样，日益喧嚣浮躁。
有一天，说不上是那一天了，我翻阅《上海文学》。这一期的《上海文学》上，刊登了一篇陈丹燕写任健的文章，题目叫《珍重》。是让任健珍重自己么？似乎还要复杂得多。任健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在灯红酒绿的上海，过着一种清贫然而高贵的生活。因此我以为陈丹燕这话是说给她自己听的，也是说给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听的，因为在历史的遽变中，人文知识分子无法像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那样，迅速完成转型。我感觉，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和任健，都把自己心平气和地从日常生活的人中划出去了。心平气和，而又坚定不移地，把自己划出了世俗生活。那么我呢？我该不该自己珍重？如果应该，我又急燥什么？
任健说，我们向生活索取的，是更难得到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要和商人去比，也不要和一般人去比。
那是一个傍晚，太阳快要落下去了。那时我还住在包河边的两间破平房里，高大然而黯淡。有一些余晖从窗外透进来，将我的书橱照亮。那些书橱占据了我整整一面墙。书们在架上温情地看着我，直到夕阳收尽它的最后一点余光。
仿佛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回到家中，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好，和安详。
那是1995年，这以后的我，心安静了。
我重新回到书斋，回到我所熟悉并且喜爱的书斋生活。唯一的不同，是再回来的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历史，史书成为我阅读量最大的书。当然，偶尔我也会读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或是雷·格里芬的《后现代精神》，它们都是属于那种闪烁着思想美的著作。孔子说天假以年，五十而读易，可以无大过。依我现在的年龄，虽然还没到五十，也可以读史了。前世的喧攘如今凝结成了历史，阅读它们，你会有一种地老天荒的、渗入心底的寂寞。有时会有一两个人物，穿越无数世纪的白天和黑夜，向你走来，给你说上点什么。
这便是我的书斋，以及我的书斋生活。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并不知我的一生将如何度过。因为很小就失去母爱，我甚至差一点就失去读书的机会，因此我的童年十分粗糙。但我后来却在书斋里度过了我的大半生，并且将终老书斋。
做一个书斋文人，真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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