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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了这会儿，写起来就有些复杂，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交叉发生的，很难分出个前后。三、四月间的春季，是中国骂坛的“多事之秋”。而且前边写到的几桩“骂事”，[借用一句体坛用语不管怎么说都还是在男人们之间进行，不管是歪理正理，总都还有些道理可讲，到了棉卫之争，就完全是女人们的“炒相骂”，没有道理可言了。
那真是一场充分女人气的、失去理智的争吵啊。
先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在充分的蓄势之后出版发行，一出来就让媒体给炒哄了。那些天走在大街上，你到处可以听到有人在议论这部性爱宝典。这时有关卫慧抄袭棉棉的说法也开始在一些场合流传。《阅读导刊》不失时机地率先在4月8日推出“卫慧是否抄袭棉棉”的讨论专版，同时独家发表了棉棉的文章《卫慧没有抄我》。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一片大哗，争先恐后地跟上来推波助澜，就汤下面。丁天说得对，网络确实是个适合于造谣生事、滋生流言蜚语的地方。至此，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棉卫江湖之争”终成一场2000年度最盛况空前的骂坛景观。
棉棉的《卫慧没有抄我》是反话正说，而且语义模糊，不太能拎出观点。这也是感性女人的特点。不过你读了这篇文章，你会获得一个总体感觉，那就是卫慧确实在抄袭棉棉，精神上抄袭棉棉。卫慧也不能装听不见啊，就指责棉棉学历太低，无理取闹。网络上迅速分化成“拥棉”和“拥卫”两大派，相互大打出手，或散布谣言，或落井下石。传统媒体和网络论坛一时间硝烟四起，说什么、怎么说的都有。
“拥棉派”说，棉棉是“没有上过大学，十几岁去了深圳”，但“她经历过的很多东西，在一群读书、上学、工作的循规蹈矩的人眼里，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因此“她痛苦，她失恋，她吸毒，她在沦落的边缘年轻着。”而卫慧“这样去克隆一个人生命深处的痛，是不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而于此同时，在同一天的网易网上，“拥卫派”则宣称：如果有官司，我愿意为卫慧辩护！
但这都是一些网上文友的观点，不管是对谁，多出于一种激忿，不能说明什么。有媒体就作噱头，去采访京城小说家，让他们谈棉卫之争。文坛上有些地位的，都吞吞吐吐，或干脆拒绝。比如刘震云就说：“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也不知道。你们有严肃的问题再找我谈。”莫言呢，则推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知道这事，没什么看法，也不愿讲话。”余华就说了一句，他说“我觉得这是个很无聊的问题，你们不要问我。”倒是年轻一点的，或是没什么名头的，狗子、丁天、石康几个，分别说了一些话。狗子说他挺同意棉棉的观点，《上海宝贝》就是把酒吧、毒品、同性恋等时尚连在一起，符号化的东西。丁天则说，“我不认为卫慧是抄袭，两人都有自己的东西，是两本不一样的书。”都比较保留，也比较温和。直言不讳的，言辞激烈的，是两个女性作家，一个是写小说的阿美（看名字像是女的，看语气也像是女的，不过也不一定），认为棉卫两人在媒体上的激战很无聊，没什么意义，给圈外人造成女人小心眼的印象。不过，“我个人觉得棉棉的作品比卫慧高一个层次，我喜欢棉棉，作品很纯情，有力量，具有颠覆性，文字也很有气质。卫慧的作品显得空洞、苍白、肤浅、无聊”，不触及灵魂。
更一针见血的是另一位女作家赵凝，除在这一次记者采访中，她指责卫慧在精神上抄袭棉棉外，还在别的场合批评过卫慧根本就不会性描写：“上海宝贝”在球场边上看德国情人踢球，下身就湿了，这哪是女人啊，简直就是漏斗，该早早地去看医生才对。这话可够恶毒的。在烽火连天、硝烟滚滚的骂坛上，赵凝可以说是唯一冲进重围的特别能战斗的一个女作家。她和李师江几次对阵，都骂得难分难解，胜负不明。还和一个在报上肉麻吹捧棉棉的我忘了名字的什么诗人对骂，骂得也很有水平。比如她说那篇吹捧文章“是一个典型的性饥渴者在报纸上用文字叫春”，是在“情书里塞进了一些肮脏的阴毛和皱巴巴的精液，希望以此来引起被他千百次意淫过的女性的注意”。因此她奉劝他“老老实实呆你自己坑里写诗好了，再不要写出像《我爱棉棉》这类向女作家邀宠献媚的肉麻文字来”，因为这类“情书”写给谁，都只能给谁添恶心。和她的阴损比起来，徐江伊沙什么的，可不就小巫见大巫了吗。
可能是她们骂得太不成体统了，就有四位女作家站起来宣布：我们不是美女作家。这四个人是赵波、魏微、朱文颖、金仁顺，其中也有的曾在几年前被人包装成美女作家炒作过。她们四人，同是出生于70年代，虽不如卫慧棉棉的名头大，才气却是一样大，而且看报上登出的照片，也都美丽得不得了。然而现在她们不愿被人们称作“美女作家”了，嫌这个词“很暖昧，很无聊，很容易产生歧义”，所以若是聪明，趁早躲远点为好。
在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中，目前唯一引起公众注意的男性作家是丁天，因为前不久他被包装成“70年代后”男宝贝，在媒体上隆重推出过。对此他很有点不以为然，甚至可以说有点恼火。这就使得他在看着他那些同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相互叫骂时，很不屑。其中的微妙之处，要你自己去体会了。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关于美女，他这样来表述：哪是“美女作家”呀，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影楼女作家’或者‘鬼影女作家’，她们在书上刊出的照片与本人的差距，几乎跟一个人从影视画报上剪下一张国际影星的照片，然后硬说那就是自己，效果是一样的。”因为同是“70年代”战壕里的战友，又因为他的青春偶像的身份（对此，丁天很诧异，他说，从前我在文学圈里，一直被称为实力派的，怎么一面对市场，就“突然”一下成了偶像了？），丁天和她们中的几个，应该说很熟悉，至少也是见过。所以听他这么一说，我也不敢轻易相信那些照片了——那些个照片上的美人，真的是她们本人吗？
好了，这不过是这场著名“骂事”的尾声，一朵小花絮罢了。其间当然也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发生，比如韩石山被人讥讽为“老一辈酷评家”，是因为“此公近年来对余秋雨、余光中、谢冕、汪曾祺、张中行、钱钟书等名流先后施放过明枪暗箭，怎么着也算是一条骂坛好汉吧。”而他之所以一大把年纪还挤进来和一帮后生小子争地盘，是因为“已经写不出正经东西来了”。骂坛上的小混混子一是嫌他老，二是嫌他骂得不够生猛，就挤兑他，一齐骂他有“酸葡萄情结”，是个典型的“泛评家”。再比如毛志成被人骂作“尥蹶子撒欢的小文人”，也是因为他不好好在他的首都师大中文系喝稀粥，硬要跑到骂坛上来抢大馍。连把他引进“黑马部落”的酋长贺雄飞，也受他牵累，一并挨了骂。贺雄飞主编的《草原部落黑马文丛》，第一次推出的三个人：余杰、孔庆东、摩罗，则更被骂为“文坛三跳蚤”。余杰是不消说了，凭着自己的实力，早已成为骂坛名将，孔庆东和摩罗，却是挨人骂的多，骂人家的少，而且常常是被骂得狗血淋头，无法还手。据说摩罗和他的“黑马同志”，“醒着的青年”、“小圣人”余杰一样，是以“思想者”自居的，他有“一套专门的词汇：忏悔、耻辱、民间、底层、自由、卢梭、鲁迅、黑暗、顾准、良知……”用来显示他思想者的思考。又据说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充满了司马迁式的遭遇和忧愤”，以至于挂在嘴上的革命口号是：我们早已是非人了！马俊华就看不惯了，骂他“档下的两个睾丸完好无损，而且无时无刻不渴望过上西门大官人的快活日子。”所以“就这种东西，也配侈谈耻辱”！
看看这都骂得是什么。
与几年前思想文化界发生的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论争不同，2000年文坛上的是是非非，学术界基本上没有参与。异常的火暴，使这些本应该是思想、文化范畴的论争，成了娱乐界的事情。所以早在1月份，《光明日报》就发表了署名梁若冰的文章《文坛应对哗众取宠和浮燥之风说不》，指出“严肃的创作、专家的意见在遭受冷落，而人为的炒作和‘热点’备受关注，作家难道也要进入娱乐圈？”但对他的激愤，没有人注意。就象何满子极具杀伤力的文章《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远没有王朔浮光掠影的《我看金庸》轰动一样。而且几个月后，不仅作家进入了娱乐圈，评论家也进入了娱乐圈。一些消费主义的酷评，开始左右公众的视听。比如葛红兵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艺批评所写的两份悼词，就以其骇人听闻的言辞，成为一时传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的葛红兵，恐怕是学者层中参加“骂年”大合唱的唯一的一个人，结果却让一个刚出道的小丫头尹丽川以相同的招数嬉笑怒骂了一番，弄得很没面子。学术批评应该有历史主义的态度，象葛红兵那样毫无道理的贬损一切，否定一切，只能是哗众取宠。快速成名的欲望，害了葛红兵。不知他以后还能不能再搞学术性的批评？现在是11月份，因为发稿，我只能写到这里。我无法预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会不会有重大的“骂事”发生？
但愿平静。
再有一个多月，我们就要进入要进入2001年了，而2001年，是无可辩驳的新世纪。我们希望，新世纪的中国文坛，有一些真正的学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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