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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先从《十作家批判书》说起。
这本“批判大书”热卖于京城的坊间书肆，是１９９９年的１２月间，而向全国范围的蔓延以至成为各家大小报刊文化娱乐版上的主打热炒，则是农历庚辰年的春节前后。有媒体称，这本书“大胆狂放的批判风格，横扫一切的批判力度，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一点也不夸张。《十作家批判书》列出批判的十名作家，依次而为钱钟书、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王朔。所以只眇一眼，你就会感到头晕目眩，惊心动魄。引起震动、轰动乃至恐惶都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主要是心理上无法接受，观念上无法接受。当时，京都的一些文化记者，在第一时间内就指它为“一种哗众取宠的方式”（《北方青年报》刘秋）；供职于同一家报社的文记尚晓岚，甚至写了一篇署名胡桃、题为《骂人取宠》的文章，指出书作者是以“骂名人”来达到“商业上的促销”。自然要反击，狠狠反击，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双方你来我往，斗得很热闹。《十作家批判书》的两位主力作者，一是北京的徐江，二是北京的秦巴子，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他们在不久后的2000年的春季，分别成为“骂坛高手”。和徐江并称为“东邪西毒”的，是诨名“胖子”的诗人伊沙，此君因为在此之前就四处骂人，引起青年作家亚虎的不满，而于1999年的年初，被其告上法庭。
可想而知，对于亚虎发表的针对《十作家批判书》的批评，“西毒”“伊沙”会作些什么样的反应。
徐江和伊沙，是我这篇综述性长文中最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是1999年的12月18日，再过12天，我们就要进入2000年。北方的大街小巷，开始张灯结彩，元旦的气氛渐浓渐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骂年”揭开了帷幕。
这以后徐江即以“我将毫不犹豫地一直骂下去，骂到他们惶恐为止”，作为对新闻界和批评者的回答。在《十作家批判书》中，他骂的四名作家分别是：苏童、王朔、北岛、汪曾祺，都是他“一度热爱，有的甚至是现在仍然保持尊敬的同行和前辈。”对此，站在外头的伊沙称赞说，“我当然(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觉得《十作家批判书》是一本很好的书。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王朔骂了金庸后，那些满地爬的金庸迷的强烈反应，我更觉得《十作家批判书》出版的必要性，以及这样一种生猛的、不留任何情面的批判的必要性。”所以他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骂人’的东西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而《十作家批判书》，“不但是一本‘骂人’的书，而且是一本‘会骂人’的书，是一本知道挑选哪些人来‘骂’的书。”在一段不长的记者采访中，诗人伊沙就这么公然、公开祭起了“骂”的大旗，能够明显地感到他的欢欣鼓舞。“满地爬”云云，是典型的骂派文风。伊沙自称“骂名远扬”，靠“骂”在批评圈里扬名立万，成名比靠《十作家批判书》才打出名头的徐江要早得多。这两人是大学同班同学，且同住一间宿舍，读书时就喜欢扎堆儿骂人，为日后的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象伊沙一样，徐江也有诨名，诨名“快刀老五”，因是天津人氏，就被人与西安人氏的伊沙并称为“东邪西毒”。真象江湖上说的，有起错的名，没有起错的诨号。这俩厮的本业都是诗人，且为中国先锋诗坛年轻一辈中的中坚分子，现在却都是以“骂人”为主业，以写诗为余事了。所以亚虎几乎是语重心长地劝他们，“别浪费太多宝贵的时间，还是回去写作为好。”
面对众多诸如此类或真心、或假意的劝告和批评，他们作哈哈一笑。《十作家批判书》之后，徐江紧接着就写了一篇关于崔健的批判长文，另一篇关于艾青的批判长文，据他说“也开始动手准备了”。伊沙则对长文不感兴趣，写些匕首与投枪式的短文，专拣娱乐圈的大腕开涮，比如田震。也许是有感于他们的骂风强劲，有席卷大陆之势，有记者居然问出“你们会骂到什么时候为止”这样愚蠢的问题。而他们的回答是：只要我活着。
将“骂人”进行到底。这样的口号，多富有革命性。
这是俩逮谁灭谁的主，早在发动《十作家批判书》之前，就已经把国内的文化名流基本上骂遍了。如若不信，请看这个名单：张艺谋、崔健、王蒙、海子、于坚、西川、汪曾祺、北岛、金庸、苏童、刘震云、严家炎、王朔、陈凯歌、张楚、窦唯、赵忠祥、倪萍、邓丽君、罗大佑、臧天朔、何勇、余杰、谢晋、贾平凹、陈忠实……而且这个名单，还可以无限期地开下去。至于你能否光荣地登上他们的“骂名榜”，就看你成名的程度了。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一个都不放过。
其实我看伊沙的文章，比如早几年的《世纪末的紧急呼唤——解散中国作协》、《与小人绝交书》等等，犀利之外，都很有些泥沙俱下的气势，大气磅礴。但是现在骂多了，满世界地撒，撒得哪哪儿都是，虽然美其名曰“激情点射”，却明显地力不能逮了。而徐江主笔的《十作家批判书》，剔除商业操作的成分，有几篇也都还有些批判的力度。尤其朱大可的加盟，把该书的学术品质提升了。
好了，现在我们该来谈谈朱大可了。
被已故评论家胡河清称之为“文化恐龙”的先锋批评家朱大可，自1994年走避澳大利亚之后，始终处于休蛰状态，仿佛一下子从中国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了。而在此之前，我个人对他语意绚烂、激越愤怒的批评文字，一直比较偏爱。那时我还在大学里混饭吃，他影响深远的几篇长文，《燃烧的迷津》、《无边的聒噪》、《空心的文学》等等，我都曾复印留存。对他突然加盟《十作家批判书》，撰写《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余秋雨批判》，我感到意外。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叫做《甜蜜的长旅——论余秋雨现象》，显然不利于商业操作。文章仍然是好文章，特别是对文化符码的解读，很能洞察精神内核。在过去，胡河清就称他极富原创性的“朱大可语体”是极难仿制的，他自己也自诩“我的使命，就是彻底地结束‘毛语时代’”。现在看来，这类的宣言，只能是一个“狂妄”的梦想。至今，“毛语”仍然是中国文化的统治性语言，这只需看看他加盟的这本书，只需看看徐江、伊沙杀气腾腾的文字，就知道了。
作为《十作家批判书》的领衔之作，朱大可对余秋雨现象的批判，显示了其一贯的惊世骇俗的风格。对当下盛行的媚官、媚俗的文化，可谓迎头痛击。所以尽管是隐匿于澳大利亚悉尼的一间狭小公寓里，仍有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的新闻报道称，“鉴于金（庸）王（朔）大战和朱的复出，中国文坛似乎正酝酿着一场新的文化风暴。
可惜的是，“文化恐龙”朱大可的此次复出，很快就被诸如徐江、伊沙们的“无边的聒噪”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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