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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刘村三年
一
我限入一种思维怪圈，一种难以自拔的精神困顿之中——
回归江淮故里已数月，然眼一阖，笔一提，总是那片具有象征意义的绿菜地——连带那菜地上的人文景观：捡垃圾的大妈，弯头钉似的搅粪老人，卖不出去菜的小男孩……依次频频浮现。以至于我穷途末路地写不下去任何别的东西，拓展不开任何别的鲜活思路。
我完了。我无法不承认一个既定的事实：尽管我已“魂归江淮”，但实际生命的一部分已“物化”于中原大地，“物化”于那个土重水深的小刘村了。
如果说人生是梦，那么这个梦之于我，是一种必然，还是偶然？是“永恒循环式”，还是一次性的巧合？冥冥之中，是谁，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力量，不可逆的命运之神，不经意地一插手，竟使我在人生的座标上，留下了河南五载，小刘村三载的深刻标痕？
当代科学尽管已对人自身有了充分感知和了解，对“生命的辩证法”有了基本把握和宏观的诠释，但人终究还是无法揭示生命之谜。“我们究竟从哪里来，我们将回到哪里去？”——这些最苦老最基本的命题，仍无情地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
这是科学的悲哀，也是人自身的悲哀。
二
倘若“童年情结”这一术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它注定了要伴我一生，并渗入到我的作品的中去。
童年的感受因为是最初最真实的感受，因而也是最难忘最镂心刻骨的感受。
童年时代，由于领受了太多的歧视和凌辱，领略了一个孤女在人世的种种苦涩和艰酸，从小我的性格就露出倔犟、自尊、特立独行和忤众逆时的指向。因着出身的“低贱”，使得我对一切达官权贵及由此派生出的人为的等级观和优越感，极端憎恶和蔑视。并以自己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切实感受，推己及人，去理解同情别人（尤其是最底层的人民），养成一种悲天悯人、多愁善感的痼习。
这种童年的伤痕，童年养成的个性指向和人格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控扼着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控扼着我的处事原则和人际交往。同时，在日后的写作生涯中，它也与日俱增地在我的文本上得以体现。
三
回顾我的创作生涯，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创作无意识阶段，自我表现阶段，个体性向群体性转变阶段。
第一阶段里，我的写作，完全出于本能的爱好的驱使。充满了浪漫情怀，原生状态的活力，充满了“寻根”的困惑，及对一切未知事物的渴念。
第二阶段，人生变得凝重起来。个体生命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挫折和排斥。性格的扭曲，人本的失落，使得我在作品中尽情地找发泄，找平衡，找那个大写的“自己”——然而，一旦文学沦为一己的“自我”，文学的价值便走向真正的庸俗和低格调。我很高兴，我终于彻悟到这一点。
第三阶段，是我同人生的不幸走向人生的憬悟时期，即所谓的“苦难升华”期。
这一时期，对公众价值观的怀疑，对远离生命实体的诸般文学流派的反感，对生命的本质及文学终极意义的探诘，苦苦地纠缠骚扰着我，使我不得拼命求助于书本，求助于一切先哲与后哲。
苦思孤读的同时，我把目光投向当代社会和当代文坛。我惊愕地发现，就在我陷入种种“形而上”的抽象理念思索时，陷入精神困顿的多元维度里时，时下社会已走向“形而下”的真正“大还俗”了。物欲横流，人心思钱，“熙熙皆为利来，攘攘皆为禄去，”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而道德感，文化感，理性使命和自我完善等等，就其整体情怀而言，已在一部分文人中悄然抽绎，丢失殆尽。
在他们的人本与文本中，再也找不见理想的美丽，信仰的坚贞，人格的魅力；再也看不见作家心灵的躁动和痛苦，失望和挣扎，生命的波涌和激情的燃烧。
面对滚滚红尘的庸风俗雨，面对文坛一部分文人文化品质文化人格的萎缩变形，文人圈内的一小撮文痞文侩和假贵族，我的顽冥的逆性思维偏激情绪渐萌渐炽。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坚持一点什么”，有必要为自己寻找一个与之“对着干”的情绪喷发对应点。在这个点上，我将把失望与愤懑的感怀转化为笔墨的批判，我要克服自身的人性弱点加强人格的完善，我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追求和坚持一代文人的人文精神和理想大厦。没准这个“点”，就是我走向人性成熟和艺术成熟的飞跃点——转折点。
这个点，当然不可能出现在金字塔和象牙塔，也不可能出现在现代都市浮器豪华的宾馆和沙龙，它只可能出现在贫困落后、负荷沉重的那样一种地方——它，就是我后来生活了三载的中原大地上的小刘村。
四
小刘村没有辜负我的厚意。
春日里，当我遥望那深深浅浅的绿菜地时；
夏日里，当我远眺骄阳下荷锄田间陌生上的菜农时；
秋寒袭肘，当我与儿坐拥火炉，细烹慢煮着杂粮粥时；
冬凝大地，当老北风呼啸着揭我屋上三重茅，雨雪飘飘洒洒地落到锅里床上时……
当我与女房东小桂子一起《卖菜去》时；当隔壁大嫂手把手地教我做《炒凉粉》时；当我被《远郊不寂寞》中的那个脸上写满人间故事的老菜农充满农民式的幽默话语逗乐了时；当我为《远郊无童话》中那个捡垃圾的大妈猪狗不如的悲惨生活震撼得五脏俱裂，心如刀绞时……
我感到，我与这块土地已经熔铸在一起了，我在童年时代萌生的“贫民意识”又强烈复苏了。我感到自己曾经有过的不幸，已逐渐泛化到周围人民的苦痛之中，并转变为一种与之相通的“人类苦难”感。
在小刘村，我确实有某种“家园感”和“归宿感”，似乎找到了精神的皈依点和人生哲学的最高意义。
我终于明白，一个作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总归是有限的，他只有与“人民性”，与人类生活产生一种通感，由个体化向群体化升华，才有可能达到某种意义上的“终极性”彼岸。失去“人类性”这一浩大的情怀和走向，便会导向志趣的平庸和人格的卑琐。
纵观历史上一切具有历史跨度的伟大作品，莫不都是将生命本体的悲剧意识泛化到人间众生之中，对人类苦难给予最富个人特质的深刻诠释和表现，这也是我们区别大师与一般作家的标志。庸常的作家，可以把作品写得成熟到家，自我揭示得剖心剖肺，文字洗练得有如发电报，但却缺乏一种最珍贵的品质；缺乏大师那颗与人类命运共搏的——跳动的心！
贴着磁实的土地，我在小刘村专心感悟一种真的人生，真的文学。追求一种平实朴素的生活品质和精神品质，追求人本与文本的和谐统一，确立了“生命给予同等尊重”的人文思想作为自己毕生的信仰和写作的基本命题。与此同时，我感到一阵阵、一股股不可遏止的创作激和啸而来……
三年。我在小刘村与底层“斗筲细民”的三载生活三载人生感悟，超越了我此前三十多年的总和。我的灵与肉都在这里经受了酷厉的考验和洗礼。它改变和刷新了我对自己对他人对文学对社会的总体看法和认识，奠定了我今天和今后基本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法则。
不管别人或后世对我的这一行为本身作何感观，我只想通过自己的个体实践，追求一种人格上的自我完善，做到对文学的一份生命投入，坚持一点（尤其在时下）自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舍此别无它求。
五
深入生活。
选择生活。
两种提法，两个不同的概念。哪个更科学，更含有理性的成份？
我喜欢“选择生活”。
实际上，人一生下来，就处于特定的文化生态圈中，也处于与他人不尽相同的生活环境中，人在感知审美客体之前，已经有一个“理解的前结构”在左右着他的理解和选择。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生活及世界的。
一个人的命运，大抵总是一种生活的命运。因此，对于作家来说，只有与他的“理解前结构”发生共鸣的生活，才会使他感兴趣，激发他创作的欲望。
所以，我们说——选择生活。
这也牵涉到究竟是我选择了小刘村，还是小刘村选择了我的问题。偌大的中国文坛，何以不是别的人，别的作家，而独独是我，毅然揖别优渥的现代城市生活，走火入魔，“形迹可疑”地跑到小刘村一呆就是三年？
有位作家老兄看了我在小刘村写得一批具有“底层感”的散文后，很是真诚地来信道：“我实在想不通，你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却要跑到那地方去吃苦受罪……当然啰，比起我那会当牛鬼蛇神时吃的苦，你的苦还算不得什么……”
非常感谢此老兄对我的超水平的“理解”。他把我到小刘村去的直接动机，错误成了仅仅找点苦吃。
倘真如此，我还不如就近跑到火车站去扛大包，到工厂的流水线去连轴转——那苦那罪不更来得厉害伤人。
倘真是为了寻求一种对苦难的“高峰”感受，高更就不用大老远地跑到塔希堤岛去，雨果就不必在他的“悲惨世界”泡得那样长久，毕加索也就不会在蛮荒的黑非洲执拗地摆弄那些原始雕刻……
在塔希岛，在黑非洲的背后，一定还有什么更为坚执的东西，一定还有比吃苦受难意义更著层次更高的东西，在吸引、牵拽着艺术家们的心，才使得他们能那样忘我投入，九死不海。
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的选择，任何一种生活，都是有意义的，都有它的相对合理性，都有一种内在的心理依据为默契。
因此上，与其说我选择了小刘村，毋宁说小刘村选择了我。只有在小刘村，只是在小刘村，一定是小刘村，才有可能使我蕴藏心底的激情得到释放和表现，才有可能使我的悲天悯人的素质和意气为文的诟病上升到广大的忧患意识和理性的批判。我的喷薄的性思，正是因了小刘村，才找到倾诉和“泄洪口”，我的又笨又钝的笔，正是因了小刘村，才脱锈去拙，文气沛然。
我不敢说我的选择小刘村，比别的作家选择别一种生活更有价值，我也不敢“以贫骄人”，或以隐逸遁世的“女隐士”自居。其实，在小刘村，整天围着缺水短电油盐菜米的俗日子，想“隐”，想找一点那种感觉都不容易。
我更不敢与那位当过牛鬼蛇神的作家老兄比苦。姑不论他当年吃过什么苦遭过哪般罪，也不管他是扒过粪还是喂过猪，毕竟，那都是昨日之事了——谁让他摊上了那个倒楣的年代哩。我想说的是，今天九十年代了，天地全换了，人人都过上了“带电带气”的好日子，他老兄，或是其他哪位作家，还愿意还有勇气再回到——“小刘村”么？
仅仅在这一点上，我有点儿可以“骄傲”了。
——因为，我对文学和一切艺术的理解是：最原始的，也是最本质的；最朴素的，也是最壮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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