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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还在古历小阳春，我和儿子已是一身棉打扮，“武装”到耳朵——拉开架子准备过冬了。
河南农村的冬天，是需要认真打点的。
搬到郊外乡下两年多，两年的冬天，我和儿子的耳朵都被冻烂，手脚都冻成冻疮。
冻极也怕极，所以今年与儿子早早地就“棉包装”起来，并请人在屋里竖起一个颇壮观的长烟囱。
于是屋里再也不是冷气森森鬼气森森的了。于是我便可以从容地运文思，在稿纸上散步，不用担心自来水笔被冻得不下水了，儿子也可以放开手脚捣腾撒欢，不会再乱流着小鼻涕，乱将那鼻涕往我身上、衣裤上胡抹一气了。
先前在城市居家时，我与棉裤早已绝缘。便是棉袄，也尽力以薄以轻为好，因为那时家中有暖气，无须棉累身，外出只消潇洒地披一件呢大衣即可。
如今蛰居乡下，由于环境大大地恶劣，因而棉衣棉裤之流便亲爱起来。不仅在家写稿，当“家务卿”，全天候地穿着，就是提篮赶集买菜也是“勇敢地”须臾不脱。厚且肥的棉衣棉裤，衬着我的小号身材，真是出色到家，整个儿把我丑化成了个“冬瓜样”。
有时在集上碰到熟识的菜农，他们便打趣地讪笑：“唉呀呀，王作家，你咋穿得比俺农村人还土，还侉？”
这倒是句大实话。现如今的菜农，早已“城乡合璧”了，虽则人在农村，穿着早已城市化了。冬天棉衣固然缺它不可，但棉裤则是坚决地不穿的（除了上岁数人）。
共同生活两年多来，我的作家身份早已露出兔子尾巴，他们自己对于我的一穿一着，一招一式都显出格外的兴趣。尽管他们自己不穿棉裤却似乎很喜欢看我穿。
我很能把握他们对我穿着上感到满意的深层心理。不外乎两条：一是过去棉裤之类只是农村人的专利，现在颠了个个，心里有种平起平坐的满足；二是别看“这货”占有一个作家名份，在咱农村却不摆谱，入乡随俗——甚至俗得更彻底，土得更掉渣，自然地便在感情上有一种认同的感觉。
赢得这种认同感，在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之所以选择这种艰苦的乡居生活方式。既非有意自虐自伤，也非对苦难有着病态的喜好（其实，艰苦并不是一种精神享受，苦难也没有可以值得炫耀的地方），而仅仅只是希望通过再度过一点底层生活——底层的来自生命“临界点”的磨难感受，把我在童年少年时代就萌发的并将伴我一生的强烈的“贫民意识”，在这里找到精神的“对应物”，找到情感喷发的“泄洪口”。我的所有意思是：在我人届中年时，过一点平实朴素的日子，写一点有血有肉真正属于自己有感而发的东西。活出自己的生命个性和生命独特性来——活出自己的人生滋味来。
尊重客观环境，也就尊重自己的人生选择。所以，棉裤袄虽不足挂齿（何况也确实缺伊不可），但由于它注入了我的主观动机和审美追求，因而它便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穿着问题，而更带有一种美学特征了。
就在我得意于乡间菜农们的认同感时，不意却在“圈内人”中已造成一种失落感。
记得有两位西装革履的男编辑跑来约稿，乍见之下，两位小眯缝眼皆瞪成了牛眼：“你怎么穿起棉衣裤了？弄得这么寒碜这么窝囊！”
言下之意，我已把自己糟蹋得够水平了。
当我拽着他们一道去买菜时，其中一位开腔了：“就你这等模样，一个男人必须打掉所有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才敢跟你上街！”
我很欣赏这位编辑的敢于直言敢讲真话。我不怀疑，我的整个儿一“大俗婆”的打扮，走在两位风度倜傥的男士身旁，其审美效应，相当于他们那一身毛料西服和贼光锃亮的皮鞋统统白穿了。
不过我毕竟是个女人，且是个还没老到对美丽和穿戴都消尽了意趣的女人。所以，每回只要进城，去省文联公干或私干，我都要从头换到脚，狠狠地美丽美丽一下，以使心里得到平衡。弄得不知内情者很是怀疑：“你打扮这么漂亮又有头绪了？”
一次会上我把这事与一朋友说了，此老兄不愧是搞心理学的，完全理解：“你是有种失落感，所以才失之东隅，补之桑榆。其实，你这样做，反而更美，因为有反差，有对比，若天天都美，麻木了，习惯了，也就觉不出美了。”
感谢此老兄对我的超水平的理解，可惜这番话那两位西装革履的男编辑听不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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