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生存巨链中的时空之谜,宇宙始因与终因的阙如,是造成人类无根及人性混乱的终极原因(人的生死就是时空限定的。时空问题解决了，人的生死之谜也就揭开了)。但在中国，它还有自己更特殊深诡的根源。
中国人属感性直觉型，不比西方人是理性分析型。不管孔孟老庄都没有成为理性的倡导者，都没有把对主客两界的辩证认识上升到明彻的世界观的高度。将人的理性思维，从原始深渊提纯出来的是希腊人的功劳。固然中国与西方的先哲先智们都曾有过关于宇宙的形上追问，但从一开始就泾渭不同。
西方人对天地宇宙采取天人相分、主客对立的两元分析法。以孩童般的好奇对宇宙现象作纯智力与审美的执着追问，在认识客观对象的同时加深对主体自我的认识。这使得他们终于发明了工具理性和精密科学。
中国人则是天人合一观，人与宇宙是有机的统一体。这种观点从最后的整体观来看，当然是英明的，可惜太超前早熟，中间缺项缺环了。怎么个天人合一，为什么天人合一，都只是个大虚无大诨抡的假大空概念，没有请听下回详细分解。这种即兴感兴的思维方式，带有原始功利心地企图把握永恒，融个体于无限，只能是拔着头发妄想升天。
由于强调同一性调和性，固而不可能真正了解天人之间的全息对应关系（即使如《易经》里的天人说也只是抽象的泛泛）。既不能发现真正的主客矛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主客统一。
事物只有在相异中才见差距，才见本质区别。一搅和一调匀，真相就隐去，只存在个表象假象，而这更祸害无穷。这种先天性的对终极对象认识不足，终于使中国人民在近代大大落伍，并且导致整个民族意识形态领域的致命弊端。
孔子讲仁爱忠恕，孟子讲人性本善，荀子讲去欲轻物，老子讲道法自然，庄子讲无用而用，佛讲开悟，禅讲方便......尤其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玄玄乎乎，云山雾沼，简直就是天语密语偈语，谁人能真正破解得出？
中国人的智慧偏重感性的灵悟。就是在表达哲思时，也是通过具体形象来寓意。中国的说理文，从诸子到康梁，都极优美灵奥，亦都有个致命弊病：精而不确。虽几个字即能以简驭繁地涵盖一大片，但皆因缺乏分析推理，缺乏严密逻辑，故多造成语义笼统而含糊、疏漏而不确。
大囫囵的模糊同一化认识，养成中国主流文化重整体重共性，轻个体轻个性，不惜以灭人欲剿人性来维持封建等级血缘制度。作为这种制度的必然派生物，空泛虚伪的义理伦常成为一脉承袭的中国文化特征。道德伦理判断大于事物真假判断。然而，因着它先天的局限，本原的悬浮，立论的不确，无论它的人生哲学还是人伦理论都蒙混不爽悖义歧多，陷入空洞循环。
无怪有学者说，儒是伪价值，道是无价值，佛是反价值，禅是空价值。语虽偏激尖刻，却含有几分道理。
认识的不确，必带来思想的无准则无向度，行动的迟疑和盲然。
在精英阶层，它表现为绝少有敢于突破世间一切伪价值，执著发出对人生意义终极价值形上追问的人,绝少有为了最高信仰最高道义不惜道成肉身的人（虽则中国人讲道,但不殉道。孔子就“无道则隐”。唯屈原例外）。倒是打着精忠报国，为忠效皇上老儿献命丢命的不少（多是带有功利心态的愚忠。像布鲁诺为捍卫日心说被烧死在鲜花广埸；像塞维特斯为捍卫宗教信仰被烤死在露天广众几乎绝有）。
在下层民众，由于暗于大理，蔽于一隅，不知善恶，不畏因果，又因着人欲物欲本能的强大，仁义礼智信一讲几千年，这个“欲”字，非但不能斩尽杀绝，且有更隐晦更虚恶之势。明禁暗娼，上歪下斜，锱铢必争，快意恩仇，小人豹变，君子无行，山盟虽在，兄弟阋墙.....人际关系一片俗浊的连环套和稀泥拆烂污。
世道人心在利人与利已，功利与非利，出世与入世等上撕博裹挟。满地铁蒺藜暗绊子，说不清道不明地剪不断理还乱。不是矛攻盾就是盾攻矛，总挠不到痒处，总找不准焦点，总在平面圆心上打转。只见树木不见树林，驴拉磨只管捂眼走，面对大象，只知大象，不知其余。
指而不抵，向而不达，和而不流，寄而不居，述而不作，攻而不打......十入面的中庸不偏模棱两可，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人文环境和精神脉象：一面是内圣外王，一面是绝圣弃智；一面是大道至简，一面是人生虚繁。这种至命的悖乱，波及社会各层各角。由是，一片倒因果假因果混淆因果；一片泛道德伪道德虚无道德......
到处是边缘状态模糊语境；到处是暧昧氛围骑墙观点；到处是中性人、两面人、灰姑娘、大灰狼；到处是说话人的以已昏昏使人昭昭；到处是价值领域的蒙浑和人性的灰暗。
甚而连带的中国艺术也都是不问皂白黑灰中色的大写意大抽象，还美其名：最高境界在超乎象外。超什么写什么抽什么？精神境界还在混昧世俗状，世界观还没夯实落实，就侈谈超字──超得了吗？
又超什么，抽什么？！
一个民族倘没有关于永恒的命题，没有关于灵魂与上帝，宇宙与天道的最高价值叩问，必不能有统一的世界观和强大的凝聚力（只有在最高价值上，人类才有共识），必造成人事政事国事的悖紊与隔阂。一个民族倘终极价值是虚拟虚设的，则比没有更坏。没有可以有，有而不实且谬成传统，其对国势民心的荼害更大。
远的不扯，单表假乌托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殃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小高炉，土法上马炼钢铁；三反连五反，肃反加批右，无产阶级革命派痛打资产阶级落水狗......一言兴邦，一书兴邦，一部语录治天下，治来治去，治出个淆谬实用的阶级斗争是纲，而不是宇宙总规律是纲。
社会秩序有赖于自然秩序，这是生态世界起码的常识。可惜中国人缺的就是这一常识意识。中国的辩证法，是实用辩证法，不似西方的逻辑辩证法分析辩证法。由于没有个不移的“太上法”，从来都是谁都能插一手拿来我用的庸俗实利主义。哪朝哪代的统治者，都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修改王法天道。每一法规圣旨，都有表面的正当性合法性，又有深层的非理性矛盾性互悖性不可通约性。既不能使民众达到根本上的协调一致，也不能使民心真正地执着投入。
只有＿＿不！必须建立起终极价值终极关怀，个体人类才能从生存的虚伪性遮蔽性中走出来，从虚饰的国家集体的樊篱下解放出来。在宇宙大道最高的法则下，认清人的存在的基本界线，无以逾越的上限和下限，摈弃一切外来的强加天职，面对上帝找回人的位置，确认人的身份。以使人性更加自然化，劳动更加趣味化，生活更加审美化，人际更加和谐化，社会更加有序化──这将是每个中国人迫急而严峻的人生哲题。
只要造物主第一因找不到，人的生死问题不能解决，终极困扰就如梦魇般死缠着人类，迷惘困惑冲突矛盾以及善恶的较量就粘住了人类。与此，心性的开启，人性的复归，也就是每个人每代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绕不过的永恒主题。
如果说理性的最高使命，就是制订普遍的无条件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人性原则，从而为所有人自觉遵循，那么中国的现状现实，华夏民族、炎黄子孙则更渴望这一最高原则，这一“统一埸”的出现。
既别其异，又统其类，既能把握人性的辩证法，又能看出主客间的对应关系，以便最终发出每个感性个体的最高追问：我是谁，人是谁，人的立命之本是什么，人最不可缺失的东西是什么？
人性的寻找人性的复归，是以意识到人性的丧失为前提的。它关系到对伪价值伪意义伪真理的全面去蔽扬弃，关系到人的本质力量及潜能的开发拔擢。它的终极指归当然还是在充份人化的层面上，达到与宇宙真正的天人相应、一元全息。
人，只有在更加人性化精神化的前提下，才能回到类，再回到自然。为了更健全地进入人类生活，必须先理智地进入自然秩序。
也许，人与自然最终的圆融只是人美丽的憧想；也许天人合一总有一天会在宇宙实现。到那时，世界将充满对上帝的意识，对万物的感恩，对类的爱──就像水充溢海洋，气浩盈天空......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