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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中，亚伯和该隐是兄弟。亚伯体现人类的善，该隐体现人类的恶。他们曾共同请求向上帝献祭。上帝接受了亚伯的请求，却拒绝了该隐的请求。作为对该隐的惩罚，上帝没让该隐死，也没处罚该隐，只是将他遗弃了。被上帝遗弃的该隐，自然又遭到同胞的遗弃。该隐实在忍受不了长年被弃绝的命运，悲惨地哀叫：“我所受的惩罚，远过于我所能承受。”
现代心理学早已揭示，人最强烈的需求，就是对群体对族类的归属需求。人最深切的恐惧，就是被群体被族类隔绝抛弃的恐惧。人只有在同他的同胞他的族类连在一起，休戚与共，才能感到安全与满足。爱邻人，不是超越于人之上的美德，原就是人性的需要，人的存在的需要。人的生存过程，就是一种被感知被关注被承认的过程。就是要从族类中得到力量，从群体中得到身份证明的过程。
假定这一立论成立，那么儿童因其自身的柔弱无力，对同伴同伙的渴求依恋当更迫切。具体到我，因着我先天的弃婴身份，后天的幽闭环境，希冀从衰老父母的卵翼下，向更阔大有力的外部寻求归属，也就显得更加情迫了。
在我整个童年少年时代，为了寻求这种归类归属，为了得到外界的接纳，几乎拼了全力，耗尽了小身体的能量。然而，这一向往始终是单向度的，我最终还是个被拒在人生筵席之外的遗孤。人一生的底色，多半是在童年时代打下的。童年真正塑造了人的灵魂。一个有着如我那样童年经历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被开除同类的痛苦有多凄惨，得到爱、关注、接纳、尊重又是多么幸福。
下乡插队的一年多，是我少年时代唯一有点亮色的时光。虽说白天一根锄，晚上一盏灯，还荣幸地与生产队的羊同居一破屋，可我就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十四五岁的我，在故乡农村，在那个温贫的僻壤，在大表婶、二秃子、老面筋、大老黑等纯朴可爱的人之中，第一次找到了人间真情和人性尊严。它们像旱天雷，及时雨，浇灌了我那干涸无爱的心灵，挽救了我身上人性的娇花。
今天，批判地回忆那段知青岁月，虽不乏荒谬可笑，但毛主席他老人家还算是歪打正着了。城里知青到农村去“掺沙子”，感受反差，过完全别样的艰苦生活，这对增强丰富一代人的人生感受确实还是有益的。我就是在这段日子里，让本性狠狠地撒了一回野，使少时被遏制关闭的天性，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
我被关注接纳──故我存在。
由于我在农村的优良表现，一年多后，我被抽到一个县办麻纺厂当女工。从此，我真正步入社会，开始了自我异化的里程－－陷入个体与群体，个性与共性，深锐旷久的争战。
那个县办麻纺厂，留给我的记忆就像座大兵营。忽地招了几百名女知青，呼地全塞入一个仓库样的大房子。我因最小，占了年龄便宜，被分去搞化验，这使许多女知青眼红心妒。
三班倒的日子机械翻转：上班、吃饭、学习、睡觉，女工们很快适应了环境。工余掀起了织毛线、勾花边的热潮。一到星期天，个个穿的山青水秀，花姑娘样四处招摇，在小城的街头巷闾午蹁跹。
我可就没这般风流了。步调一致的机械化标准化军营生活，很快使我忍无可忍。我开始玩忽职守，不守规矩了。上班时，我脑子总开小差，对麻毛麻线麻布打死也爱不起来。一听机器轰鸣，麻纺机飞转，就心跳如捣，神经迟钝，活泼泼的人能变得呆鸡一样。
某天上夜班，我又用速战速决法，七糊八糊地将采回的麻样品放进烘箱。正愁着这长夜该如何打发，忽见窗玻璃上落了只美丽的大蝴蝶。这可乐坏了我，忙爬上桌子生俘了它。此时，我早已得意忘形，将烘箱里的活计全数忘净，索性跳出窗外，在灯月交映的野花丛中忘情地捉起蝴蝶、萤火虫来......直到有人惊呼我，才吓得窜回实验室：糟了，样品已全烧成灰烬，差点连烘箱实验室也报销。这次事故对我的处分是：留职察看。再敢渎职，开除回家。
我在厂里成了出名人物、捣蛋分子。更不安心那枯燥乏味死水样的程序化日子了。记得当时有本署名敢峰（到现在也不知这是何人）的作者写的小书，叫《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迷住了我。有个周末，我揣上这本小书，带了小板凳，跑到县郊一依山傍水处去攻读。忽被一毒虫叮了眼睛，刹时半边脸肿的斗大，急去医院抢救，才算化险为夷。这事给厂里女工印象极深，大家都认为我既调皮捣乱，又乖张古怪。是个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我后来虽几易工作单位，但这条基本印象，似乎跟定了我。在那年月，这印象就等于被判无形之刑，被人群变相开除。什么好事都与我无关：入党、提干、奖励、涨工资，都没我的份。我感到深深的不公和愤懑，感到活在一个潜在的敌对世界中。
追忆那段岁月，细究之，都是由本性引发的差异存在矛盾。一般人都能安份守已地遵守公有制集体纪律，忍受刻板模式生活的无聊无趣。我则由于天性的原因，对此难以容忍，或持久容忍。如果社会允许选择，让我去干那些更有趣、更有创造性、更对我的性格爱好的工作，我一定比谁都干得欢干得投入。
米养百种人。想来真不合理。人吃五谷杂粮，各有各样，却在同一律、同一规则下被拉直扯平。这是一种真正的同化异化。千万人在同一时刻，流进工厂机关学校。看着同一张报纸，听着同一个广播，唱着同一出样板戏，议着同一道话题：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遥看祖国大地，一片中山装、人民装、塑料包、塑料鞋、塑料杯，一双眼都快让塑料撑破。加之人脸都像从同一死板里倒出来的，一版再版，反复使用，弄得千人一面，面目模糊可憎。大街小巷，到处是“标准化”的模中人、套中人、机器人。这么说吧，谁要想在当年那个无差别单一齐一的单调世界里，找出个独特有趣的人，真比门捷列夫发现个新的化学元素，高能物质加速器找到个新粒子还难。在计划经济的一揽子包办下：计划油、计划煤、计划粮，连带人也成了“计划人”－－不劳您亲自为自己操心了，组织早已为你计划好了。
由于人是带着不同本性去适应同一社会规范的，客观上自会形成不同后果。那些本性不太强大，较能适应规范，较能违心的人，便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得到集权的认可：你们是党的好同志，从不给组织找麻烦。相应地他们也就能得到共同体的亲睐和恩惠，得到世俗的好处和认可－－尽管它是以付出人的自由与尊严为代价的。然而，只要肚子能吃饱，谁还在乎这些呢。如果奴隶爱恋他的锁链，如果奴隶对他的可悲处境毫无意识，又怎能以人的自由幸福名义来反对奴隶制呢？
可像我这样的人，因着特殊遭遇，对群体虽有天然的趋向性，对社会认同虽更迫切强烈，但由于本性同样强大，内在骚动和自由意志亦更强大，因此，任我怎样努力挣扎，以求适应规范，关键时刻天性仍出来挡道。
我时时感到活着的别扭，与周围环境的不融。尤其当我调回省城合肥，在某一单位搞政宣工作，看着身旁那些机关干部从容地用着公家的自行车，使着公家的文具家具，捧着“铁饭碗”里碰鼻尖的白米饭，坦荡地拿一份国有薪水，苟一份与此等同的自由，满足于安安生生庸庸是福的低质量生活时，我实在不敢苟同。
我对一周三次的政治学习伤透了脑筋。对那种完全走形式的大话套话废话假话违心的话没用的话，烦到愿死不愿听的地步。每到学习时，别人在那里乖乖地练傻，我却呵欠连天，脑子跑马。最恼人的是，男人能借吸烟买烟，出去分分神、溜达会儿。可就坑了女人，钉子样被钉在板凳上一下午。
我是那样渴望发现个独特的、富于情趣的人。然而，在那个“人人都像风干的鸡”的大一统时代，这想法无异于痴人做傻梦。有趣无趣，有个性无个性，依我看，是个人之区别于人、人之区别于动物的大问题。因为动物是不懂这一套的。而人之所以是人，正是因为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得好活得美活得丰富多彩──活出自己的独一份来。已故作家王小波曾痛慨地说过：假如这个世界不存在有趣，我还不如去死。去死的人肯定不止他一个，我也会喝敌敌畏的。
我曾有幸在一可敬但不可爱的政工科长手下，干过长达五年的政宣工作。他是个老司法出身，长着张党气逼人，清癯紧绷的刀条脸。他成天被劫去“强劳”，被囚在文山会海不得开脱。他常提醒我要意识到自己工作的神圣性质：我们搞政治工作的人，要以身作则。我们的伟大使命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他无私无畏的品质很是敬重。可我就是受不了他那板肃正经、驴爬墙也不开笑脸的样儿。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空气都像埋着定时炸弹。有回他大约是吃多了，积食难消，连放了三个响屁，可让我瞅空子狠笑了一回。还有次，一个又麻又结巴的人来搞外调。连比划带说，急的麻脸通红，也没说出个道道。见他越急越上火，越上火越结巴的窘样儿，我在一旁实在憋不住了，便手拿报纸半遮面，吃吃地窍笑起来。谁知被科长大人发现了。麻脸结巴刚走，他就厉声责问我：你怎么能笑呢？要是面对一个坏分子，一个阶级敌人，我们还能随便笑吗？你要好好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哩。
对我的不思长进，爱捅漏子，他常作痛心状道：你就不能自觉地靠近组织，争取入党么？你就不能每天给我早来个十分钟，抱个大扫帚在走廊来回扫扫，做点表现，让人家也看看，你也守纪律，也热爱集体么？......可我就是对这种公开的虚伪、造作干不来。凡是太违心、太人为的东西，我总是无法强求自己。
既在自身之外，又在他人之外。这就是我当时的生存写照。一位当年与我共过事的女同事这样说过我：你那时常走神发愣，跟大伙儿格格不入。
在那个信奉多数法则的年代，不合群，不一样，不能与大家保持一致，不能成为集团秩序下的一员，意味着离经叛道和不安全处境。随时有被逐出族类，成为异类的危险。一个人，不论他有怎样的个性品行，只要他能成功地泯灭自己的个性，融进大多数中去，他就是好样的，就是社会共同体中优秀的成员。人多的地方就有真理－－真理即群众、即数量。
一个人与一百个人，这只是个量层面的问题。它既然不能确定最高价值，又怎能谈到真理？这种偏见的可怕处在，它认为五个人只要意见一致，就有权剥夺第六个人的利益，而不在乎真理往往就在第六个──就在个别或少数人的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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