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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由于非理性的集权制，造就了人们普遍的盲从、随大流心理。人抽象成政治的工具，人的生活成了体制的手段。每个人，只有紧紧依附于政治和体制上，才有身份感和安全感。那些无边低廉的人道主义许诺：终身制、铁饭碗、劳保福利医疗费......说的天花乱坠。似乎人只要一进公有制的大门，就进了保险箱。一乘上社会主义列车，就前途无量。至于车驶何处，路线对否──天知道 ！
虚拟的国营体制、全民所有权，对没有自由、完全受役的人民来说，只是个金色的幌子。人民的权力，主人公的自由，就是吃饭干活、听话守纪。服从就是最大的善，反抗就是最大的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真正的所有权是使用权。正是使用权，使各级官吏实际获得超过其自身能力级别的利益，享用了远甚于普通公民的精神物质实惠。这些蠹虫般的官僚们，既不生产也不创造，既不爱也不恨，既无情感也无爱好。古板生涩、道貌岸然，一个个就像个活僵尸，以推行一整套虚伪虚无的价值体系为已任：要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宁要社会主义的低效率，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这些公开的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荒谬和不真实，。其基础是社会凌驾于个人，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唯一的权威－－而权威则是非理性的唯我独尊。
这种国家体制的最大特点是，表面给人民最大的权力，实际让人民承受过重的义务。它确信个体人格由整体（即组织）赋于价值和形式，普遍事物高于个别事物。把最深刻最具个人性的东西普及化庸俗化。它无视人的差异，蔑视人的独特性，不尊重个体经验及个人的能动性，用同一度量衡、紧箍咒，将所有人修理成同一型号－－都是国家机器上通用好使的标准件、死零件、盲钉盲螺。
然而，失去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社会还剩下什么？离开了一个个具体的人民，又要国家作什么？崐凡是挣得了温饱，超过生存线上的人民，必然向人的属性求归属，必然渴望超越一已性的局限，向无限的类、向社会、向更高的存在求归属。一个健全的社会，理应考虑到人的这一深层心理需求，尽可能地满足人、人性的各种需求。不仅人要适应社会，首先社会更要适应人的生存发展。要考虑社会是否与人性最深最本质的需求相一致。尤其一个自称人民的权威，人民的领袖，更无权像马克思指责的那样，把社会当成自己活动的舞台，视人民为草芥，把公民当群盲。任由自己的主观意志，喜怒爱好行事。指鹿为马，说风是雨，不管自己的一言九鼎，将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怎样的祸患：如斯大林时代的白色恐怖，我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
同理，人也不能偏求个人的安稳庸活，个人价值的社会体现，只顾个体适应符合群体秩序，却不探问秩序的起源，是否合理，以及人的自由与责任。人的价值，人的内在良心，只能由人自己赋予，自己判断选择，绝不能由某个外在权威强加给定。人必须超越社会实用的价值标准，站在更高的人类与宇宙的立埸上，人道与天道的终极关系上，追问社会是否适应人的生存，是否符合最高的道最高的理。一个人凭良心办事的能力，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何种意义上，超越了自己的社会局限，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类公民。
正像不能把伦理学建在社会利益和祖国概念上一样。因为还要证明，这个祖国是否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这个社会是否真正遵循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如果祖国就是苦难的同义语、邪恶的代名词，那我们还要它作甚？趁早推翻罢了。我们必须要知道，为何要献身祖国，它的意义目的何在？这正像即便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可以任意主宰我们，也不能证明我们必须服从上帝，必须对它感恩戴德。除非它表现出来的东西，与我们内心的需求相符。
制度更不是万能的。以往的制度神话、制度拜物教，是彻底的愚昧。因为，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即要看制度的设计方案是否合理，还要看谁是设计人。何况，所有的制度都不解决人的生存终极问题：如人的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常宿命等。人的真正问题，绝非制度所能解决。人的根本敌人，也不是阶级敌人──而是死亡──是生命的有限。
到处都是生存裂缝，到处都有偶然的骰子，到处都可能遇到结束生命的选择。而人却浑然不觉。翻车、地震、遭遇歹徒、突发绝症......国家、制度都不能给我们终极依托终极安全感 。我们必须独自面对人生的诸种凶险和意外，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
个体与群体，个性与共性，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是一切时代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本质上讲是不能勾和的。它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相对合理的、必须的。协调这个矛盾，使这个矛盾对立互补，才是一切国家和个人的天职。
可在当时，我哪能穿透这些复杂表象下的实质。在那个全天候由组织安排，从周一到周六的日程表都被计划好的当年，我无数次发问自己：我究竟错在哪里？我为什么不能和大家一样？我难道是喝狼奶长大的？──只要人与权威的关系，是外在的、强加的，人就不可能有自由和自我，道德和良心，思想和发现。
一个人，只有向内发出真诚的反诘，向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发出形而上的终极拷问，才可能意会到自己生命的珍贵和独一无二，才可能超出凡庸常识的世界及例行公事的罗网，进而从愚昧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不断返回上帝赋予的自然天性。
人的谋生过程，成了人的自我异化过程。这实在是很可悲的。表面看来一切都很正常：太阳东升西落，四季枯荣消长。然而，人的内部却充满紧张压力，充满焦灼与痛苦。人的本真天性，被涤除荡尽，人的活泼生机，被弄的扁平。没有性格，即是最大性格。没有个性，便是最强个性。放弃自我，就是最高超处世法。谦虚谨慎成了公共美德（尽管歌德曾说：只有叫花子才谦虚），政治运动成了民族头等大事。每个人都以是组织的一员而自豪，每个人都积极履行其特定的社会职能──因而也就变得等同于这一职能，抽象成这一职能。逃僻自我的最佳方式就是劳作与服从。公民权，主人翁，皆因集体潜意识的盲从，而失去了意义。人们舍弃自由，牺牲思想，为的就是与集体协调一致，得到联合体的认同，并由此求的一份身份感。
然而，人毕竟是二维的。毕竟需要既客观又主观的生存双重性。人既先验地有渴望汇入社会的属性，又有追求个体发展的非社会性。堵上哪一条渠道，都会造成人的心理失衡，人的残缺和异化。
如果说个体与群体的矛盾，是个人与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则是普遍与特殊的矛盾。一般人多受第一种矛盾带来的冲突。由于它是基本矛盾，也就是普遍性地人人有份的矛盾──强度大大降低的矛盾。如学习的无聊，开会的乏味；大话套话明知是假话废话，还要年年讲、月月讲；虽然有点小小的不快不适，但大家都一样，也就大哥二哥麻子哥地求得心理平衡了。何况，对没有自我意识，缺乏独自思想的人来说，有个假乌托邦和本本主义，有套现成的价值与法则，比没有活得充实、有目的。这也可解释何以改革开放后，许多基层组织几近瘫痪，找不到感觉的现象。习惯了大包干大锅饭，按文件精神办事的人，一下子面临上头的大撒手大开放，叫他如何能找到自身的重心呢？
对普通个体而言，群体秩序尽管不尽人意，但偏离或失去这一秩序，则意味更坏的命运。于是，过省劲偏安的日子，便成了群体的潜意识。它既造成社会普遍的惰性，也是人的个性发展的内在阻力。
苦就苦了那些有着特殊素质和特殊经历的人。譬如说我。身世、性灵、后天遭遇都较常人有别。这些特异性必然要外化出来，必然显得与大多数人不一样，又必然遭到社会及众人的普遍反对和排笞：你太有个性;你太不像个女的；你的性格是带电的；你的本性是不安份的；你的心气眼儿太高太浮躁......
一方面社会用强制手段，维持自身的平衡，一方面人又用自我异化的相互制衡，钳制盘剥他人的存在，苟延自己的生存。在以革命的名义下，人自为战，互为党敌。昨天的战友成了今天的克星，今日的盟友又埋伏着明日的内奸。打小报告，写检举信，卖友求荣，犹大四伏，人文网络一片危机。这种不亚崐于欧洲中世纪风行的奸细告密，革杀异端的恐怖社会现状，就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真实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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