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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童年的伤痕，少年的伤痛，自步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我就深感来自八方的重压和排异，成见和歧视。就像与人隔着重重心理铁幕，在铁栅栏下讨生活。与少时的纯粹被动于环境不同，成年后的我，一反常态地变内向自闭为主动的外向扩展。迫不急待地企图混入人群，寻求爱的目标，寻找精神的朋友。
我认为瑞士心理学家阿德勒关于缺陷与补尝的理论很有道理。人的任何一种情结，一但成结，就具有创伤的性质，具有亢奋持久的特点，很难对付。除非得到相应补尝，否则作为潜固的动因，无法自行消除。
我的情结之一，是深度的“情感缺氧症”。这点上，我发现自己和伟大的雷锋害着同样的病。雷锋自小失去双亲，超常地珍惜别人给他的每一微笑和道谢。急切地需要这些，又急切地需要回报。我也是。谁若无意中说句理解我的话，我能感动半天。谁若暗中帮我一把，我必须酬谢回报。
这种对广义爱的强迫性需求，当然来自早年的基本焦虑，以及基本需求的未能满足。正如缺盐缺丐就会导致人的生理病态一样，一个非自愿幽闭的孩子，一个心理受到危险的儿童，必然对爱对理解表现出不可满足的企求，对承认对安全具有神经质的敏感。在这种心态下，人同时会被欲求与恐惧攫住。一来急欲跟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一来又由于以往伤害太重，对他人怀有潜在的敌意和不信任。既从根本上对人有异质情绪，又同时需要人关爱。这实际是处于情感的两难境地，属于典型的神经分裂型人格。
个体感情需要是一回事，需要与现实相违是另一回事。我想起日前，因事去找一相睽二十年的局长老兄。此老兄一见我便大发起感慨来：你当年给我的印象，是个长不大的小顽童。成天背着小黄包，显得煞有介事样，其实把自己弄丢了都不知道。不会看人脸色，也不会处人，更不像女强人，对社会根本无害。但不知为何，当时许多人就是楞看不惯你，说你的坏话。
他说的极是。何止无害，当年我只差一厢情愿地把所有人都当成阶级兄妹了。我岂知人性还有那么多的丑恶面啊。除了对我的个性横加剔责外，人们对我最大的訾议和污蔑是我的“作风问题”。把我的猴气、灵动、无性别地在人身上找爱，乃至一不留神，说话拍人碰人一下（这些举止都是潜意识里的性灵和缺爱造成的），都当成不正派的、操行有亏的德行问题。
记得有次开会，我与一熟人聊天，聊着聊着我的猴劲上来了，照他的肩膀狠拍了一下，吓得他像被毒蛇咬了，忙闪过道：别拍拍打打的，一个女同志要严肃点，要注意影响。就是这位教导我要注意影响的人物，几个月后，自己犯了“男女关系”问题，被开除回老家了。
一想到那个怪诞的年代，人人都畏色如畏虎、防欲如防蝎的样儿，个个都一脸大义灭情的准圣人表情，我就好生纳罕，就不能不旁逸一个啼笑皆非的笑话。我有一女同事的丈夫，每次喊她，都不忘尊称她同志。气得她大哭小叫以离婚相胁，也没能把丈夫别过来。女同事曾告诉我，谈恋爱时，有回在公园，她故意要求丈夫：你吻吻我。丈夫说不行，影响太坏。她又说，那你抱抱我。丈夫说也不行，回家再说。她仍不甘心，最后又说，那你就摸摸我吧。丈夫说更不行，那是小资情调。气得她差点岔气，命令道：摸一把！丈夫说：不摸。摸！不摸。摸......直到把她气哭，要跟丈夫断交，丈夫这才迫于无奈，胆战心惊地四处瞅瞅，贼样飞快照软处摸了一把。
我对那个禁欲的年代，有些独到记忆。好多次公共汽车上，我都发现有人往我身边蹭。有些人还公然碰我一下，偷偷摸我一把。至于窥视癖，露阴癖等，当年更非鲜见。诚如火关的越紧，烧起来越旺。正是禁欲、性蒙昧、性灭寂，蓄集了强大的性欲势能，造成人们普遍变态的性心理。
９７年金秋。古城西安。《美文》杂志迎来五岁生日。给我发来大红柬子，说是小贺一下。我欣然赴往。会上，不仅见到许多文坛宿友，还有幸见到龙应台女士。龙女士曾以爽泼悍勇的文字，写过喝破台湾政界文坛的《野火集》。我曾为其女骁将式的胆魄，尖刀排般的文笔倾倒。与她的阳刚之文相比，她本人给我的扑面印象，倒显得铁中有温雅。
座谈会上，我注意到龙女士的风骨气韵天然洒脱。发言时无佻巧语，无拿腔样，亦无名家坐庄之派头。长得虽一般，薄唇小眼，说起话来，眸子却有独到魅力。龙应台大我二岁。看她舒卷自如、拓洒放达的样子，我感慨的乱箭扎心──那是由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不同气质所引发的差异痛慨。龙应台自小生在台湾，接受的是美式欧化教育。长大后嫁到国外，移居德国，在著名的海德堡大学──黑格尔曾任校长的大学执教。在那种理性的精神性的人文环境中，她怎不活得神清气爽、如沐春风秋雨啊。
而我却是在怎样灾异的环境中活过来的呀。许多年来，我一直深受来自生命内部欲爆张力的焚压，忍受由强迫性反向性带给人的错觉印象。为此，我曾看过心理医生，学过精神分析学。应当说，见到龙应台时，我的病已去了大半，我的内心风暴已基本停息，我已由近年的找到自我而换了一个人。然而，内在机体长年紧张的压迫感，心理反差的过大，已经物化在我的外形上，言谈举止上，无法调合的大崐大满。我愈想显得潇洒得体，我愈觉得自己不是个真人。
就在西安这座古城，我曾因写过一部电影《李清照》，既挣得过文名，又遭到过毁名。８０年，我二十六岁那年，便不知天高地厚地写出了这个剧本。尽管今天看来，这本子写的确实有点太臭，但在当年，我还是尽了力，且是趴在我那不足三平米斗室的床上写出的。谁知，这样一部系着我的前途和命运的电影上映后，我得到的不是鲜花赞词，而是忌妒贬损，以及含血喷人的飞谤脏水：听说有四五个本子呢，凭什么就她的被选中了？导演怎么就偏选她的不选 别人的？──言下之意，我跟导演有“关系”──且是“主动献身”的。
一时间内，桃色绯闻满天飞。加之当时西影厂著名导演吴天明来合肥约我写《辛弃疾》剧本，正好被一追我追恼了的家伙撞上，大打出手，放出风声，说我在搞第三者，说吴天明是《李清照》的导演。以达到将水搞浑，将我搞臭他解恨的目的。后虽经公安局出面，白了真相，于我于吴天明都讨了清白，但谁为你僻谣解惑、正本清源呢？一些人巴不得以讹传讹地将吴天明胡扯成《李清照》的导演，将我说成是以色谋名的坏女人。我就是浑身长嘴，也扑不灭那铺天盖地带颜色的诽传；我就是辩死，本子定下时，我还不认识导演，我认得他时，电影已快开拍，我已用不着再“献身”了──除非我是女淫棍女色欲狂。
那段时日，面对泼地污水，我五内俱裂、六神失窍。浑身的毛病全都趁火来打劫了：失眠、咽炎、神经衰弱......对一个女人，一个女作家来说，最致命的杀手锏，不就是从名声上搞臭，使她身败名亦败吗？背上绯闻，她一生就算死定了。
在我们这个以儒教为国教的古老民族，谁人不怕舐皮论骨的议论，哪个不惧“道德暗探”、“义务警察”？要紧的谣言舆论比刀子还利，只需几句就足以致人死地。连儒教徒自身都曾发出过“慎独”的警言，自身都三畏四畏，何况我这样贱如蝼蚁的小女子、小灯芯草──敢不如蛇委地，心猿自锁，提着脑袋过日子？
为了消弭人们的咄咄目光，为了消灭个性，削去性别，我彻底地革头换面。头发剪的极短，衣服穿的不见曲线。跟人说话，目光全是中性、空洞，不带一丝儿顾盼游移的。尽可能将自己的女儿面目，藏在坚硬的男性外表里面。为了止住佞人的口舌，为了获得一个好女人的名声，我曾中断一切社交，“自绝于人民”，甚至动过看破红尘不嫁人，削发为尼，皈依佛门的念头。
“世界作为疯人院，已经太久太久。”这血的控诉，是可怜的尼采没疯前写的。我为这句话而深深撼动。
最难忘那一天，当我从一醉酒的亲戚口中，确凿地得知，我真的是捡来的弃婴这一爆炸性消息时（我一直怀疑，一直不敢相信），简直不能自持，泪雨倾盆......中国人讲究的就是个“根性”，就是要归根复本,就是血缘血脉的因果关系。而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生身父母是谁,他们为何将我遗弃......树有根，水有源，一个人怎样来到人世的，总不能平白无故吧？
然而，谁能告诉我这一切？它难道真是永恒的司芬克斯之谜吗？
我最有两怕：一怕看人过生日。那种临渊羡鱼的心情，是没有我这种出身的人，绝体味不出的。我还怕逢年过节。每到年节，我的心里就涩涩地、酸酸地。我不能看见那种一大家子围吃团年饭的情景，不能看见中秋的月儿圆盘般挂在天上......我甚至嫉妒过乞丐。他们起码还有父母兄妹，还知道自己的祖坟在哪儿冒烟，可我，偌大世界、茫茫人海，哪里去寻自己的亲人、自己的骨血──我的感情深处是个乞儿！
长歌当哭、长啸当剑。在这个充满威胁的世俗世界里，我已活的太悲惨了。各种防御性策略，自虐性手段都用过了，最终非但没能减轻而是加剧了我的生存绝望，这绝望又加重了我的自我异化。有人说，自我异化的人，要么一概斗争，要么一概屈从，要么一概避开。看来我是因势（天性的善走极端、他人的恶待）趋于斗争型的，性格渐呈现明显的攻击性挑衅性倾向。以邻为壑，与人为敌，看所有人都不怀好意。这种远攻近也不交的处世法及致命心态，使我与周边环境更加白热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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