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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愿意的，命运领着走。自己不愿的，命运拖着走。
冷峻的人世，触处是墙、是钢刀、是利箭。与其引颈受戳，莫如外出漂泊。尽管被迫离开深眷的人间，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放弃，但它毕竟是我的主动选择，毕竟能减少些外部对个体的损耗斫害。从此，八千里路云和月，我断续开始了七年（从七八年到八五年）的漂泊浪游生涯（利用一切公差私差、工资工余）......
在世界级作家中，大概谁也没有卡夫卡对人的异化、人的自我失落感受的更痛彻了。他写道：“你可以逃避这世上的苦难，这是你的自由。但或许，准确地说，你唯一能逃避的，只是这逃避本身。”一个具有悖常情怀，渴望自由尊严地活着的人，看来痛苦、交恶的命运是注定的。漂泊之途，既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命大转移，也是无奈中的自我放逐、逃避。它是一种逃离高压的自由，不是实现自我的自由。既然它一种非正常的疏离自我自发情感的逆反行动，它就必然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解脱－－除了徒增人的肉体磨难。
今天，人们读万卷书太难，行万里路又太易。外出旅游，一个个像神行太保，飞去来兮。朝发夕至，甚而即发即至。舒服是舒服了，只是那种“今夜不知宿何处”的苍凉感也体味不到了。
如果说早年在大西南、在沧山洱海、西双版纳的漂泊，还带有几分少年的冲动、文人的浪漫，那么大西北之行，就是我有意识的自残行为了。既然置身人群，有如置身地狱、荒漠，那就索性走向荒漠吧──它既然吞噬了历史上那么多的僧人、商贾、兵士、犯役，就让它的雄风大漠把我也掩埋了吧......人的自我放逐，与动物的被逐，都属与群体有抵触，遭到冷遇排挤后，不得不化郁疏愤流异地逃异处的被动行为。这种遭贬逃离的最极端形式，就是在肉体上折磨消灭自己。
漫漫孤独路──漫漫旅途上的独行客。我的大西北之行，是真正的孤魂远游。没有伴侣，没有同行者，更没有迎来送往的排埸。只有身影亦步亦趋、相伴相随。在“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在干涸断流的叶尔羌河;在库车满城的新疆音乐(古龟兹乐)、歪戴帽小伙、卖熟土豆烤羊肉串的大街上;在阿克苏三流小客栈,睡大通铺、滚驴马店；在喀什使人织梦的“夜巴扎”、清真寺、古堡群、艾提尕广埸......在几百里路撂棍打不到人的戈壁滩，在黄埃漫天、焚风烤人的古丝道上，我数次病倒在途中，又数次起死回生。
当我在克孜尔千佛洞的空白壁画旁，听说外国强盗割走了一幅幅价值连城的壁画时；当我在阿斯塔那的古沙丘下,得知挖出的古波斯,古钵罗婆文字，国内无人能译，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学者时；当我看见井上靖写的西域小说集，平山画的佛教东渐画，喜多郎谱的丝绸之路曲谱时......我的个人世俗恩怨,暂稀释缓解在巨大的民族耻辱民族忧愤中。我曾在《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一文中,对这种酷痛的心情有过尽述:“我国的作家、艺术家、考古学家，你们都死到哪里去了？你们难道听不到古西域古丝路在向你们呼唤么?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我们灿烂的大汉大唐”太阳──真的是沉沦了么?......”
大西北之行，确实使我遭了大罪，掉了大膘，一身本不阔绰的肉，掉了十分之一。当我带着一付五官失形、多斑干皱的脸回到单位时，人们都大惊失色，畏我如畏鬼。回眸思往，那些年间，我像个天涯浪女样，执着于“生活在远方”，虽则肉体磨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我于生存的苦海深溷，但在当时，对化解我胸中的积郁悲情，中和我与环境的冰炭关系，还是起到了看似消极被动、实为转移挽缓的作用。
山水化郁结。与古代文人不同的是，我的出游，绝少去山水明媚处。那些地方是需要逸情俦侣的。而我的灵肉，早已像死像尸，载不动那许多的闲情与美丽。我去的地方大多是古废墟、古遗址、古战埸、古坟冢......我感到这些远荒僻处，与我更有亲和力，更同我的心情配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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