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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我的心路里程，大的精神危机、人生收缩点有三次。第一次在８４年至８６年期间。以８４年的逃往大西北为信号，８６年的结婚为结束。第二次在８９年至９２年期间。以８９年的搬至小刘村为征，９２年的返回安徽故乡为终止。第三次在９３年至９７年期间。以９３年的偶遭“孽缘”为肇始，９７年的找到自我、超越自我为最后句号。
三次危机的特点是，一次比一次间隔的时间短，一次比一次延续的时间长。
要认真了解一个特殊的人，就要认真回故他的独特命运；要认真言说一个作家，就要认真追缅他的整个创作生涯。
有句话的大意是：你想逃避这个社会吗，最好的出路是文学。你想介入这个社会吗，最好的出路也是文学。对我这样一个生存已被撕成碎片，在血水中煮，在黄莲中泡大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文学更能慰安人心呢？
一般之人爱好文学，无非因着兴趣、癖好、无聊和发泄。文学，或是作为他们个性缺陷的补救，或是作为他们闲情雅致的附庸，或是作为不平不顺的倾泄。还有人的写作欲，是因为人类古老的“好名”传统。更有邪乎者，认为文学就是拉大便，拉了就舒服痛快了。
受制于身材身世和家境的限制，我的走上文学之路，看来带有更大的必然性。下乡插队时，就做起了文学梦。写过一未竟的三万字的小说草稿。后在７２年十八岁时，意外地在《安徽日报》发表了篇处女作《采访记》。之后便文运一落千丈，屡寄屡退。那时，我早已从麻纺厂调回合肥工作。家里也起了些变化。老娘终于从集体制“小商贩”的卑贱角色退休回家。老爷子单位也早分给我家一大间搭一两点五平米的小斗室。
这间小斗室，其长，与我的身高等长。我卧倒时，双脚正好不至破壁而出。其宽，只能放一砖垒小床与一小椅，桌子都放不进去。其面积，与人对话，肉脸贴肉脸，数得清对方汗毛。打个喷嚏，四壁都能溅到唾沫星子。因此，门上不得不永贴着告示：男同胞请自爱，免进。
就是这个鸽子笼似的斗室蜗居，却挂着幅大条幅：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已跪着──站起来吧！（马恩选集《神圣的家族》）
在这间春风不度的斗室内，我活活地从十一二岁住到近三十岁。度过了危险的“少年维特期”，锁住了青春少女初萌的春心。年翻月驰，我以女性的坚韧及对文学的忠诚，伏床而写，拥衾笔耕（因放不下桌子，我三十岁前的作品，都是趴在床上写的），然而──开弓总发回头箭。寄出去的稿几近百投不中。
我至今还记得那篇《写在圆明园的废墟上》艰难发表的经过。此稿写成，最初是寄《安徽文学》的。当时，我自认这稿是我近年写的最好也最用功的一篇。然而，它还是原封不动地被退回，且附上责编一封诚恳的信:这稿写得很好,但不知你得罪了谁,就是在我们这里通不过。劝你不妨拿到外省去试试......
我的心一下坠入死海。一个业余作者，在省内尚发不出作品，焉敢指望在外省发？而且残酷的是，拒发的原由不是稿子质量不行，而是作者本人有问题。这就可怕了。倘是质量不过关，还有再提高再发表的机会。倘是人有问题，并且这问题已成印象，那就等于判了死刑。因人废文－－你就死了发表这颗心吧。
可像我这样的小卒子，又敢冒犯谁？除了平时腿懒点，不善去刊物编辑领导家请安送礼外，至多是偶去编辑部时说点直筒倒豆子，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缺心眼大实话而已，此外再找不到任何得罪的劣行了。
一个唯有写作可以慰依，侍弄文学像侍弄儿子样的人，被剥夺了公开发表作品的机会，写出的东西只有上帝知道，这光景也堪太可悲了。无奈中，我只能抱着绝望的心情试往外投。有时一篇稿能来回“稿件旅行”七八个回合，还是打道回府。每收到一份退稿单，就像收到一颗无情的子弹。
与某些不发表毋宁死的有志之士相比，我当时气馁的多。我明白我的问题并不出在背水一战搞文学上。而在文学外──在不会做人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８９年的一次评奖了。
那是“新时期”第一次全国性的散文评奖。作为一个已在散文园地默默笔耕十几年的散文作家来说，我当然格外珍视这次评奖活动。在几百部散文集中，我有幸预选上，且名单上了《文艺报》。然而，最后的终评中，十几位初选者，唯我名落孙山，被无情涮掉。
我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残酷事实。高烧、说胡话，连病了八九天。文埸如杀埸。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文坛的血腥气！有欲望就有痛苦。这是叔本华的理论，也是世俗真理。但就当时的我来说，就一个还没有建起内在自我，穿透虚名本质的青年作家来说，怎么可能没有欲望，怎么可能强大到不在乎世俗承认，又怎么可能不把评奖这种表面看来最好的外在证明看得高于一切呢？
较之评上的那些人，我自认对文学女神更虔诚，付出的代价也更大，并且水准也并不在被评上者之下。可偏偏就是我被毫不留情地剔劾清洗出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偶有机会见到评委会主任张锲时，他点透出了真相：你的落选，全在你不会做人上。你连我这评委会主任都不寄书，可想对别人了。据张锲说，许多作家早于评奖前数天就寄书给诸评委了。而且据我所知，有的背后活动还相当活泛。
与张锲的评价相似的是另一文坛显赫人物。此人因手中掌有重要文权，一惯上窜下跳，拔尖称霸。文坛大小屁事，都要插一杠子，一付唯我为大，坐庄霸主的嘴脸。就是这家伙曾教诲我：你太不会搞，太扎扎呼呼。我也太会意他此话的含义：不像有些女作家那样善解风情善观情色。说白了，就是不善主动跟他搞。
我怎能忘怀这个文坛猎色魔头带给我的心灵巨创。那是在我最走投无路、文运最骞滞的时候。他偶发我一稿，令我感恩戴德。可我哪知这是有代价的。某次，他见到我，提及对我的格外关照，并赤裸裸地提出非份要求──我大惊愕了！当我婉啭地告诉他，这是不同质不等量的两码事，我会用别的方式感谢他时，他根本不听，色眼惺松地坚持他的无礼。怎么办？一想到今后在文坛上混，这个色棍肯定躲不过，开罪他等于开罪上帝时（后来许多事实证明这点。而且那次我的预选落第，就与他从中操纵一部分评委有关），我真真害怕为难了。
当人的自我人格力量还处于混沌状、襁褓期，还不足以抵拒外在强暴势力时，人性弱、人性恶的一面在关键时刻必然败露出来。何况我的善走极端的本性也在暗中助虐助纣。既然文学的命运高于肉体的价值，那就索性当一回“工具、床垫”吧──权当这个恶棍一不小心，睡了他姑妈一把。就在这千钧一发，我即下定“以身殉文学”的决心当口，苍天不欺苦命人──门忽被拍响，一服务员正好进来送水，解我于虎口魔掌（这又是神秘天意？）！
这件事，带给我的心灵劫难是永久性的。我的肉体虽未遭劫，灵魂已被再残忍不过地“强奸”了一回。今天回想这致命的耻辱，发现它实在是一例人类“同类相食”的罪恶范例。是利用外在权势淫威，逼迫同类在最不等价最不情愿的事上，进行最不公正交换的比禽兽更毒的人兽之举。可惜这类人兽流氓在文坛还远非一二。
当时文坛有句流行语叫：工夫在诗外。可见名声的获得，并不在文学本身，而在非文学的手段上。对那些炒作有方，登龙有术，善于拜码头，装龟孙的文坛小人来说，文学本身就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不过是藉文学之名，捞现世好处。脚踩文途，心在仕途、钱途：最终实现作家学者到官僚商贾的角色转换。对这些心地不良的“做戏虚无党”来说，既然文学不是目得，采取卑污手段也就无所谓了。或直白地说，既然文学只是手段，手段一般只具有工具作用，那么怎样使坏也就心安理得了。
坑就坑了那些怀有文学就是目的，就是安魂曲和精神上帝的人。既然他们将文学当成生命和圣龛，又怎忍心用不洁手段去贱辱玷污她呢？在他们看来，手段与目的同样神圣重要，二者必须统一和谐。他们的手段和工夫，只愿花在与目的相关的文学本身上，以便从中、从目的与手段的双重谐美中得到真正的慰藉和愉悦。不愿将宝贵的精力用在或浪费在与文学无关的表象化实利化的人际关系上。
可悲的是，人性的恶、人性的弱点，常使文坛小人小丑当道得势，而那些质性自然、本真的作家却屡屡受挫蒙难。一些庸编、雇佣评委、以及不学而有术的评论家，不是从良心从文学本性从作品价值自身出发，而是从主观臆想个人恩怨和功用实用出发，颠淆黑白，唯利是发，视腐朽为神奇，将豆腐渣、铜未子当成香饽饽、金豆子。你不善机巧钻营不善哥儿们联手“拉帮套”么，即使你文如锦绣语惊鬼神，对你不住，你还是得不到文坛权威或准权威的认可，你还是全身远利，无名无冕、无车无鱼。
其实，这些不善在文学外做功的人，才真正是文坛的中坚和精华。他们并非真的不通人情，不重友谊。只是他们希望以更自然更真实的方式去获得它们。他们更注重人际关系中本质的、长远的、非表面近利的交往。
文途空前地愈发地险峻起来。做人与作文，在我已不是纸上扯淡、空牛一气的胡咧瞎掰了，而是一把两面俱锋的刀。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冲突生存危机问题。对我这样具有猴精反骨气质的“歧人异人”来说，不仅要适应外界环境，更要屈从内心自然。因此，不彻底解决这系列人与文的冲突和抵牾，我将难以再活下去写下去。
我的真本相，曾于数年前再露骨不过地写进两封信中。它们分别是给《当代》编委汪兆骞和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室主任范希文的。
记得给汪兆骞的信是这样实话实说的：“兆骞同志（那时就兴这称呼），我既无阵地，又无钱财，更无女色。发我的稿，因无法对等或超等交换，你确实捞不到任何实惠和好处。你就看稿子本身的质量吧。能发就发，不行就退回。”
给范希文的信更直得能撞倒南墙：“关于出书之事，要钱的没有，要命有一条。您就看着办吧，生杀大权全在您老兄手中攥着。”
所幸此二位老兄都属文坛正人君子。并未因我的干硬突绝的话噎死。而是该发的照发，该出的照出。数年后的今天，我谨在此向他们表达最诚挚的敬意。正是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学良知，维护了文学的神圣和尊严，维持了文人群体的道德秩序不致全线倾斜和崩溃。
江山难改，我的本性更难改。对我这样一个弯曲度极其有限的雌性狗尾草来说，要我为了蝇头名利，苟且变节，装儿弄孙，还不如给我一包妣霜。面对文坛普遍的不公不义，岩浆般的冲突矛盾在我的心中奔腾。它预示着我的第二次精神危机的到来。
那是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坛一片追新逐后、恶性欧化的时期。到处是卡夫卡图腾、乔伊斯图腾。一批小马尔克斯、小博尔赫斯从“函授阶段”兀地冒出地表。同时带来一批没标点的、没内容的、没感情的、没来由的、断头缺腿的、抽象抽得恨不能连方块字也抽掉的所谓新潮作品。
读着那些充满着形式的迷宫，飘忽的语感，新的俗不可耐，高深的让人几辈子醒不过来的作品；看着那一张张弥漫着牛油气迷瘴气的先锋脸、前卫脸，我常无名火冒三丈。偏颇地认为，这些仿欧摹西的伪现代派作品，既没经历过西方作家的精神痛苦，又没有最高的内在真实为依据，必然是想玩出点什么，最后什么也玩不出来。文学的先锋性，只能来自思想的先锋性。文学的终结，亦终结在形式技术的临摹和描红。
长期的内伤，加之外在文学气候的不适，使我的异化情绪达到沸点。我必须找个情感发泄的对应点，找个既能出世化郁，又能入世对着干的地方，以便将内聚的忧患愤疾外喧出来，转化为外在的批判。这个地方果真找到──它就是我后来蛰居了近三年的河南郑州远郊的小刘村。
然而，对一个自我不在家的人来说，对一个精神处于价值盲状态的人来说，他的主体越具有能动性，他的行动便越带有荒谬性。
小刘村的愤世遁逸，表面看来是告别尘俗，拍屁股走人的主动选择。实则像出逃大西北一样，又是个生存的“擦边球”，又没触到存在的本质，矛盾的内核。只为下一轮的苦难和危机提前埋下了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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