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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小学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装有一只小喇叭，其时我的舅舅是公社书记，经常开广播会。当舅舅的声音响起，我们全家立刻静了下来，吃饭时就放了筷子停止咀嚼，夜里睡觉时就把眼睛睁圆，耳朵竖直。舅舅是我们全家的骄傲，他开广播会一结束，我们全家就叽叽喳喳说个不休。总觉得舅舅的声音是最中听的，就连舅舅的口头禅“这个……嗯”，也美妙绝伦。
舅舅给我的骄傲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在上学的路上。舅舅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村庄的大喇叭里传出来，真是风雷击，天地动，傲得我昂首阔步，热血沸腾。舅舅的声音其实很平常，嗓子还有些喑哑，去他家时，总是问我吃过吗，考多少分，但此刻全不同了，宏亮激越，飘荡在天空，有些生疏威严。看不到他的面孔，只有纷乱的声音从这个大喇叭传到那个大喇叭，弥漫在我的周围，我觉得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事情了。也就是在这一刻，我萌生了要让自己的声音飘荡在乡村上空的念头，因为这种声音代表着力量和权威。可是，我的同学并没有对喇叭里的声音表现出崇敬之情，有个别的同学甚至冲四面响起的喇叭大喊：“吵死了，叫唤啥！”我眼里蓄满了饱饱的泪，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大打出手，弄得他们不知所措。有知情的同学会说：那是她舅。被打的同学撇撇嘴：瞧她能的，有啥了不起！我无法忍受别人对我舅舅的轻漫，我更不允许他们对喇叭里庄严的声音表示轻蔑。所以我当时狠狠地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开广播会，点名批评他们。
舅舅后来调到县里，我在上学路上也少了那份亢奋的心情。听到别人的声音在乡村上空飘荡，觉得是那样的干涩乏味，渐渐，我对广播失去了原先的兴趣。
谁知十多年后，我居然走进了乡广播室，当了一名播音员。其时我在乡文化站上班，广播站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做站长又做电工，我就责无旁贷地兼做播音员协助他的工作。由于当时的节目比较少，我只是早晚开广播时来段“各位听众，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一次播音”，然后转播中央省地县电台的新闻节目，之后放上一段戏曲，一支歌。后来，又开办了一个自办节目，但也常常播一些寻物寻人启事，诸如“狗蛋家的花牛犊跑失了，有知情者请于杨树思庄三队的黄阿牛队长联系”；“大张庄的张小六的二儿子今早上到他姥娘家迷了路，谁见到了请与……”等，完全没有说话的自主权。真正坐在广播前亮嗓门的是书记镇长农技站长一批人。倒是我放的戏曲让乡里乡亲的喜欢，这多少给我一些安慰。他们一赶集，总央求我：“闺女，你给俺放段《对花枪》吧。”“闺女，你别叫XX开会了，他的嗓子像公鸭，叫俺听了身上起鸡皮疙瘩。”
广播站站长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凭了他对广播室机器的熟悉，以及他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乡里领导换了数届，都没挪他的窝。他广播通知，绝不需要讲稿，书记对他伸三个指头，他就知道是行政村一二三把手来开会，伸一个指头就是一把手开会。他播完通知还喜欢加上一句“书记不在村长来，村长不在文书来”的小尾巴。多年来，他就这几句话，说得太熟练了。他待人诚恳，无论是书记镇长还是妇联主任治安科长，谁要开广播会，他无论是在被窝里还是吃饭，都有叫必应。
我帮了他一段时间后，县里分来了一名播音员，是个和我同龄的女孩子，音色甜美，为人纯厚。我们常在一起玩，有一年春节，乡里举办首届象棋大寒，我写了一系列的跟踪报道，由她向全乡人民广播。我们真是忙得有滋有味。但这位良善的朋友，有一次差点闯了大祸。那天夜里她开广播，本是要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结果她把频道滑向了不该滑的地方，立刻，整个大地上空响起了“蒋总统经国先生……”的声音。朋友手忙脚乱地将频道扭正了，镇长书记的门还是被街上几个老头敲开了，他们强烈要求惩办那个开敌台挠民乱心的小女孩。那时人们尽管没有今天开放，但心存善念，原谅了哭红了眼、写了几张检查的小女孩，但我的这个粗心的朋友还是被调走了。
岁月如水。我成家后离开了那个大院，我的这个惹祸的朋友也嫁到异地生活。星散各方，如今也很难有她的消息。倒是那位站长据说风采依旧。家里来人说起乡里的事情，仍是那么多大喇叭一起响，放戏曲，流行歌曲，广播通知，那“书记不在村长来，村长不在文书来”的音调和内容依然没有更改。看来，人在某个位置站住脚，和学养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要有眼色。
这个人能在普通的岗位上小心做人勤勉工作，我却受了飘荡在空中的声音的诱惑，想着成就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然而，这些年除了发出“磋砣了岁月伤透了情怀”之慨，一无所成，在播音上更是无缘无分，可我的心里，仍在期望着自己的声音飘荡在田野甚至城市的上空。我受声音的诱惑太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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