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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是镇搬运站的会计，同时也是搬运工人——几十元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谈何容易，只有靠出苦力贴补家用了。一年四季，父亲拉板车跑县城，到市里，运送棉花、煤油、猪皮，他总是累得又黑又瘦，脸上的皱纹里夹着灰垢。那些年，淮北人主要粮食是红芋，父亲拉车出远门，母亲就给他蒸一锅半是红芋面半是麦面的发面馍，夹上猪油葱花。父亲临走时，总要拿一个油馍掰四下分给我们四个孩子吃。我们在家天天盼着父亲拉车子回来，因为他的布袋里一准会剩下一个油馍。吃着被风吹得又干又硬的油馍，我们心里乐开了花。
父亲常年在柏油路上拉车，脚板长满了厚厚的老茧。老家人称拉车为拉包子。父亲拉包子，多则一个星期，少则三两天。出门时，拎着一口钢筋锅，里面放碗和筷子。灶是用掉底的小铁桶做成。带些麻杆和豆秸，就可以在野外烧火了。
父亲拉包子，如果碰上来回都有货的，每趟可挣十五六块钱，一个月咬着牙干几次，挣下几十元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出门最远的是去淮北或平顶山拉煤。十来个人一块出门，车连车，顺风时，高高扬起帆篷，有两人在后头骑着，脚一点地，长蛇样的车阵飞速往前滑，几百里路，一天一夜就到了。
父亲说，每回拉重车时，尽量不说话，节省力气，数着地头走路。晚上宿车底下。算着父亲该回来了，我们一群孩子手拉手站村头，看谁眼尖，先发现自己的父亲。终于看到长蛇样的板车出现在田间土路上。车上的煤已卖给了窑场了，帆篷胡乱搅在蓬杆上，躺车厢里，沾着煤渣子。父亲的胡子长得老长，两颊深陷，双眼显得特别大，脸上手上全是煤灰，脚上的黄球鞋浸满了汗水。这一个晚上，家里特别热闹。母亲忙着煎馍，我们则伴父亲坐箔上，听他讲一路上的见闻。
父亲在家门前的那条柏油路上走的次数实在太多，每一寸路面都可能洒下他的汗水。拉包子这活，凭的是死力气，有一步不肯出力，那脚就莫想迈出去。村子里不少妇女常常兴高采烈接车子。我母亲因为有病，从来没有接过父亲。听到相邻的妇女嘻嘻哈哈出发了，母亲就埋下头，轻轻啜泣。母亲用手摸着我们几个孩子的头：“唉，你们就像坷垃头，什么时候能长大啊！“父亲在家的日子，我们感到像过节。父亲严肃的面孔在那一刻也有所放松，发出淡淡的疲倦的笑。天气响晴，父亲又出发了。到夜里，听到公确良鸡叫更，觉得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是多么寂寞。
我12岁那年给父亲接过一次车子。这之前，我只见过他长长的车队和帆蓬。那是在上学的路上，我正好碰到父亲。我看到他的头勾着，很慢地迈着步子。“大，我帮帮你吧。”我扶住那高高的车子。“上学去，你鸡大的劲。”父亲严厉地制止我。接车子是在一个寒假。一群妇女从我家门前经过时，有谁无意喊了一句：“小琴，去接你大吗？”我一下子坐不住了，非去接不可。气得母亲流下了泪：“你太小，不要去。”我一句听不进去，从门后拿过一条绳子，飞快地追赶那群已经走出村子的妇女。
就那么慌里慌张地出发了。没带一分钱，看她们每人提一个手巾包，才知自己也未带干粮。婶婶们劝我：回去吧，不知道要接到哪里呢。我不听，看看太阳，已是吃早饭的时辰了。我们走过一个小镇，坐一茶摊旁，买一分钱一碗的白开水喝，吃她们分给我的干粮。肚子饱了，我走起路来也有劲。开始我还一边走一边跑，想到父亲见着有人来接他会是多么高兴。可是几十里路一走下来，我就蹦不起来了。两条腿重得不想抬，咬着牙一直走到下午，到了一个叫汝集的地方，碰上了父亲他们正在那里歇息。父亲看到我，加快脚步走过来。我的腿硬是不听使唤了，父亲搀住了我，没说一句话，就去卖烧饼那里抱了几只油酥烧饼。吃饱肚子准备出发，婶婶们将手中绳子拴在车把边，从肩上揽过，用胳膊拦胸前。绳头拴的是毛巾，这样就不勒肩头和胳膊了。我解掉脖子里的红头巾，慢慢往绳上拴。父亲给解开了，重新将头巾包住我的头，又脱下自己的大棉袄，给我穿上。将行礼卷在车顶上展开，高举起我，让我坐上去。我坐在高高的车顶上，没有一句分辩。我明白自己的腿一步也迈不动了。父亲拉着车赶上了他们。我听见父亲很有节奏的脚步声，觉得回家的路那么漫长。父亲呀，原指望能帮你出一把力，谁知却让你额外增加了份量。
天真冷了，星星发出寒光。我裹紧父亲的大棉袄，一忽儿睡过去，一忽儿惊醒。我觉得是睡在家里的床上，睁眼一看是一天星星。父亲在咳嗽，脚步叭嗒叭嗒一直响个不停……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不能忘怀在高高车顶上度过的那个夜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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