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一个是写了几十万行诗的乡农业站职工；一个是贫困潦倒却写了几百万字的修鞋匠。走火入魔的文学追求使他们成为周围人眼中的异类，以至于耽误了谋生、甚至发财、升官。颇临崩溃之际，向社会发出生存的呼救。后者还在报上刊出广告诚征支持他写作的有钱人做父母。《北京文学》2002年第10期以这两个故事为个案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讨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青年”。
《北京文学》的动机是否带有炒作意味或者其他目的,并不重要，我们应该承认其主题导向是极积的。但是对这类现象的思考我们也并非局限在媒介划定的范围。在中国青年普遍奔忙于考研、出国或者学技能、办企业的时候，这两位文学苦行僧的精神实在令人汗颜以至自惭形秽。但是他们近乎泯灭伦理的做法又叫人心里凉了半截，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需要这样的文学青年――不能自立，为了糊口又在报上刊广告寻求再父母。如此之举实在有辱文学尊严，丧失了中国文人最基本的个性和风骨。文学从来就是一项艰辛的活计，想靠文学获取功名赢得肉身栖息的富足，绝对是枉费心机的选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证明那两位青年是“非功利性”写作（除了我们善良的心境予以理解和怜悯）。极端的行为、歇斯底里的写作状态更不能说明什么，所以，我们不想过多追问这两个底层青年的写作动机。
文学是贵族的事业，却也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享有伍尔芙或张爱玲般优越宽裕的写作环境。古今中外有数不胜数的经典名作都是誕生在贫穷和苦难中。曹雪芹“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高尔基、毕加索、凡高都是在清贫中射放生命光芒。当然，时代环境和价值取向转变了，贫寒落魄乃至疯狂变态的写作行为的确不合乎大众对艺术家的审美标准。这就意味着从事文学的人也应该是正常的人，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合群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式。就创作本身来说,更需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现实中去,体验生活思考生活。 “成则为王”的今天，过于的寒碜绝对会遭人贬视。再说，长期蜷缩在离群索居的贫贱与孤独的生活中，不仅会导致一个人思想的日趋贫乏、消磨其正常的意志，而且还会使他变得怪异、偏执、终日忧心如焚，愤世厌俗。
二十年前，中国新时期文学刚复苏的季节，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一篇小说可以改一个文学青年的命运，可以获得转干、升级、进修等机会和待遇。可是今天就大不相同了，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之为实利年代，物欲膨胀，情感淡薄的现象甚至于渗透到了人类情感最神圣的地带――家庭。婚姻的组建与解构，也受经济状况的左右，己是屡不见鲜的实事。物质主宰一切的大背景下，在男权意识浓厚的国度里，作为支撑社会主流观念的男人们，就倍感劳累了。来自社会的竞争和来自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竞争成为当代中国男人的双重压力。而根深蒂固的角色定位又使得男人“必得先征服世界”，然后才能获得应得的尊严与幸福。于是便有人想着投机，想着一夜暴富；更有甚者把改变命运出人头地寄托在女人身上。无孔不入的时局，文学这条宗教般朝圣之路上也挤满了急功近利之徒。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文学这活计不是中彩，靠的是天赋和勤奋，于是乎大多数人都是半途出家又半途而废，能走出来的人是金子。
吃软饭这个词人们一定不陌生，哪个行档都有吃软饭的。做文的男人吃软饭也不是什么稀奇和丢脸的事，西方有许多文学大师起家之初就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赢得了贵族女人的爱情，尔后使得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去玩艺术。但是在中国吃软饭就相对难办，由于受经济条件和社会观念的制约，甘心白养一个大活男人的女子，踏破铁鞋也难找。池莉在一篇随笔里竟然说，二十一世纪还去搞写作的男人都是不怎么样的男人。言下之意，现在的男人应该去造飞机，至少要担负养家糊口的责任。所以在我们身边那种吃软饭又酸溜溜搞写作的男人最让人从骨子里厌恶和瞧不起。因而我们希望有骨气的文人最好自己养活自己，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才能受到尊重。
我们的硬道理是：一个不能独立生存的人，怎么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写作？这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