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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鲁迅说话”和“说鲁迅的话”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到今天几乎成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业本领，或者说一种本能。评论界有个说法“没有在鲁迅研究领域爬滚过，算不上评论家。”鲁迅已不属于鲁迅，而成为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面具。
鲁迅为什么具有如此崇高的近乎“上帝”的地位，这种现象除了鲁迅自身的丰富性与深奥性，同时更涉及中国近代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和派系错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在变革的进程中，鲁迅常常具有某种“工具”性。
最初将鲁迅推崇为“中国的第一圣人”是1937年在陕北召开的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之后《新民主主义论》中鲁迅就被定位于“文化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我们习惯承认死去的人，习惯在他们身上寻找神性的支撑，鲁迅就是这样的被“圣化”者。文革时期，鲁迅是大陆第一个印有个人“语录本”的人，确切的说是惟一的一个。文学领域除了《金光大道》一本小说，可说之人也就是只有鲁迅，所以十年浩劫“只有一个鲁迅研究的金光大道上”。诚然这种定位和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个印迹沿袭到70年代末一直是鲁迅研究的核心。80年代以来，对鲁迅的解释有又变化，鲁迅被重新确定是一个启蒙主义者，80年代末又有一批学者把鲁迅看成是一个现实主义色彩很浓的充满了现代人的焦虑和人格分裂的人。90年代鲁迅却成为文学积极分子进行话语权力争夺的焦点，鲁迅的孤独感，以否定为本质的生存姿态成了中心。比如王蒙与王彬彬，张承志和张炜都引用鲁迅“对什么都不妥协”，视鲁迅为伟大的“老者”，张炜就说过，“我要学那位老者，不原谅任何人。”鲁迅不断地在“人文”论战中被翻演，当代人似乎离开了鲁迅就没有自己的话可说了。在今天，物质颠覆和虚幻不定的时代里，鲁迅仍旧为我们活得朝气蓬勃。前几天我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一次全国国民阅读抽样调查中，170多位中国作家，鲁迅名列第一。为什么喜欢鲁迅？“惟一的理由就是鲁迅敢说实话。”的确，现实中虚假和浊气的东西太多，所以人们渴念鲁迅的那种“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的胆识与精神。
在中国鲁迅已变成一个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当我们感到现实中有什么难以对抗时，我们就开始怀念鲁迅，通过怀念他我们居住在他的乌托邦里，我们似乎只有在分享了鲁迅这个“理念”之后才能找到自己和家园。
需要鲁迅面具，一个重要的也是隐性的原因是当代文人在意识形态压力之下心理上处于失语地位，人文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价值判断，人格精神和思想范畴，缺乏自己独立的话语系统，独特的与时代共振的思想体系。注鲁解鲁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是有史以来中国文人一个普遍的精神状态，这种思维方式在古代表现为注经解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已经完全地成为工具性的承载体。
通过圣化某人或某段历史，人类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指向过去的乌托邦，这是人类普遍的冲动。我们有孔子、鲁迅这样的圣人本身不是悲哀，但却有悲剧性。鲁迅的悲剧性在于鲁迅并未像尼采那样成功地开创了一种后上帝文化，一种个体文化，一种“超人哲学”。否则我们今天对鲁迅的崇拜也许不会是这种浮华，鲁迅热的其本身就是鲁迅建造全新的影响以及我们面对鲁迅时犯了什么错误，而不敢说鲁迅本身有什么欠缺与不足，这是不健全的心理表现。由此，我想起1998年南京几位自由作家发起的“断裂”事件，对传统文化扬长避短和对圣人的质疑与考问应该是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必需具备的性格了，否则，过重的“圣人”负荷会使我们变得畸形。
直今没有看到那种与鲁迅站在同一层次进行对话、理解传统又开拓未来的那种人文知识分子的鲁迅情怀。人们依然在简单地重复着鲁迅的姿态，每个人都做着姿态性的鲁迅梦，这是可悲的。无论哪个民族，过于圣化某人将自己禁锢在圣人的原话语体系中毫无疑问都是缺乏创造性和有心理缺陷的民族。今天最重要的不是如何学习鲁迅，而是如何对待创新文化的权力，如何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文化空间。我觉得当代人文知识格局急需要尼采一句话了：看那儿多好，只有诸神，而没有上帝。
（17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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