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的年代——有关“70年代”文学的关键词的阐述

　　我们一直对70年代出生的作家持以警惕和排斥态度，这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用某种守旧心态和传统法则来打量新生事物，从而导致审美观念上的许多抵语（尤其在某些文化环境欠佳的区域）。作为一个在物质化现实中崛起并日趋活跃的写作群，在人生选择和文学审美上的确有许多是令前辈不可比拟和值得赞许的地方。他们在都市的浮华中坚守信念张扬个性，发掘并丰富了新的文学表现领域，为文学创造了新的表现方式。在美学观念上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与前辈作家完全不同的艺术倾向，从而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经验。笔者以自己的阅读视野和文学价值观，在此持肯定态度予以阐述，旨在唤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70年代”文学 美女作家

　　“70年代”这一含糊的文学命名，是90年代末至世纪交界线上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概念。其主要指1970年以后出生的作家及作品。如同新时期以来文学界出现的“伤痕”、“寻根”、“先锋”、“新写实”、“新状态”等等文学群体一样，“70年代”蕴含着一定的审美特征和社会意义－－文学界不断推陈出新，涌现的新群体，在出版界的策划和批评界的热炒中，具有浓厚的表演色彩，从命名到文本的凸现，文学舞台的狂欢性，被翻演到一种极致。这种情形犹如尼采描述疯子，大白天打着灯笼满街宣告上帝之死的合谋真相。众声喧哗中，“70年代”作家群如一种难以接受又令人激奋的新潮时装，风姿楚楚走上文坛。

　　其实，以自然时间限度来概括和定义某种文学现象，还是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的尝试和壮举。笔者以为，“70年代”这一提法，虽不合文学审美观念和发展规律，但却也歪打正着。至少，使我们窥视出最初为之命名者的尴尬与无奈的同时，看到了这一群体是一幅抽象的图景，具有变幻莫测的思想形态和无定势的生命姿态。的确，因为这一批年轻的作家群，成长背景复杂。她们的创作，无论是主题、风格，还是形式、手法都丰富极致。作品所呈现的精神状态是激情、叛逆、疯狂、颠覆、无定向和奇幻。总体形式打破了传统的创作规则，超越了80年延续下来的文学审美方式和表达方式。从而使批评界人士在瞠目结舌之余，冠以“70年代”这样一种不科学的、笼统的号称。冠冕堂皇，命名的本身就显示出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体现了她们超历史的意义、文学上的“断代”意义，以及革命性创作激情和“神采飞扬”的美学品格。

　　大概是从1998年开始，国内几家大型纯文学刊物先后推出相关专栏，如东北《作家》杂志，于当年７月号刊推出“70年代出生女作家专号”；同年，上海《小说界》杂志也推出“70年代”专栏；湖南《芙蓉》杂志也开辟了“重塑70年后”专栏。由此，70年代（亦称新新人类）出生的写作者成为中国文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产生了卫慧、周洁茹、金仁顺、朱文颖、魏微、丁天等为代表的一批实力派写手。新生作家的闪亮登场，引发了文学批评界极大的关注，随之抨击之声也风起云涌。抨击者冠以她们“另类”、“美女作家”号称。抨击如潮水般席卷全国，至今方兴未艾。至此7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王朔与金庸论战”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坛上的两大戏剧式景观。许多文学前辈在权威刊物发表评论，认为她们的作品娇柔做作，带有强烈的意淫色彩。更多的评论者表现出粗俗甚至粗暴的情绪倾向，不分青红皂白地贴上“身体写作”的标签，以明褒暗贬的方式予以“妖魔化”处理。随着小说《上海宝贝》和《糖》的出版，批评之热更如巴人唱楚歌一唤千和。不仅文学圈连社会大众也不甘寂寞，跟着接力比赛般纷纷在各大报纸发表议论文章。（当然赞扬者也很多。）70年代出生的作家，就这样以带枷示众的姿态，被推上时代前沿，她们不仅是文学现象，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这一新生群体，以时髦靓丽的女性写作者为多数，固有“美女作家”之美誉，是否贬意并不重要（作家张平在中国科大讲课曾真情告白某某美女其实一点不漂亮），实际上这一命名透视了女性的潜在魅力，广义上实则为“女性作家”。所以在“70年代”文学中，又能使我们看到一种女性的性别魅力和欲望展示－－前卫的城市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化。女性意识在此是以独特语境营造出的超脱的气氛，一种主观形态。文本里对女性欲望的铺陈和对女性隐私的书写，带有对女权主义的唯美倾向。主题或许并没直接地从社会学意义上呼吁社会生活中给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位置和权力，而是流露出以往的女性小说所没有承负的，那种对男性世界激烈的敌视和排斥态度，玩世不恭的态度，用近乎巫性的狂妄蔑视男人以及一切与男人有关的事物。其间也透视出与时尚文化同步的女性生存境遇、情感经历和精神欲望。女性特有的身心结构使得女性常常将爱情作为情感的最终归宿和生活牢靠依托。创作主体便也不由自主地对这一情感圣地生发种种浪漫的幻想和热情的期待。在这里我们捕捉到了女性在世纪未穿行的脚步声，领略了女性作为性别的一极在世俗生活里的生存景象。这里有一种悲哀，一些放荡一些茫然，更多的是“美女”们神采飞扬的洒脱和浪漫。

　　1970年 身体哲学 后殖民语境

　　1970年被习惯性地定为一代作家的分界线，于是这一年便具有特殊意义。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特定的时段。“文革”思潮正在风起云涌，席卷着每一块纯净的土地。那是一个流血的年代，充满着力量与悲哀的年代。而对当时的出生者来说，却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关于力量、关于青春、关于情感、关于斗争、关于残暴的传说。70年代出生的作家，就是在这种传说中长大。她们没有历史的负荷，但她们思想里有历史寓言的印迹。这一切潜移默化，使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在逐渐认识文字和世界的时候，对沉重、父辈、责任、集体主义这类神圣的字眼，或者抱以游戏式的心态纳入文本，或者在感觉上产生恐怖、反感和排斥。因此，远离政治，抗拒和挣脱组织性的人格枷锁，是所有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共同特征。

　　9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结构的革命和高新科技的发展以及就此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为这代人拓开了广宽的视野。同时伴随她们进入青春时期的背景又是一个崇尚金钱、商业操作和物欲的时代，更是一个日渐涣散和个人化的时代。社会环境的变革为她们的创作选择了一个自由放肆、无拘无束的表达空间。所以她们的作品中，道德伦理、历史教诲、公德关怀、民生疾苦，统统地缺席。她们关注的是完全自我的对时代流程中的感觉、认识和理解，笔触之处是城市生活的浮华，是自我灵与肉的深沉体验，是城市心脏的狂热与躁动，是黑夜的色泽与尖叫。这一切，她们抒发得畅快淋漓，真实而生动，迸发着红色的激情，是一股炽热的潜流照射着晦暗的城市精神部落。比起80年代或者更早一些时期的作家，她们对文学的态度更为真切，文学在她们这里不带任何功利性，她们没有说教和拯救的勃勃雄心，一切都在于回归于文学本位，回归于自身真实体验。“没有上一辈的重负没有历史的阴影，对生活有着惊人的直觉，对自己有着强烈的自恋，对快乐毫不迟疑地照单全收。”（《像卫慧那样疯狂》、珠海出版社、2000年、序、第6页）她们与前辈作家的精神分歧还在于不顾历史，不显才华，不弄俗套，不搞技法，她们只着重自身对眼前事物原状的体验与感受，以自己的话语传达一切，包括身体话语。从“身体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来说，他们与60年代出生的陈染、林白等一批新潮作家仍有很大距离。他们具有一种“红色时代的遗民”的特征。反乌托邦又渴望理想主义神枝的抚慰，反意识形态又渴望进入意识形态，反体制又和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个人主义又受群体主义影……世纪更迭的浮躁时局给了他们一颗追求个性展示追求人性解构的心，因而可以说“70年代”作家群是非理想主义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代。

　　纷繁的城市，千姿百态的装扮其实也意味着千变万化的心态。在这里，传统的事物开始作为一种陈旧的象征逐渐被人们淡化。因为它已无法成为影响和引导城市人行为的社会性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外来文化观念以及新生的都市化生活方式。70年代出生作家的青春正形成于这种复杂的大环境中，其时，西方文化潮水一样涌进他们尚待形成的思想结构中，并在潜移默化之后产生极大的激荡。他们以独特的感知彻悟出自身状态的境遇和时代属性。他们无疑是敏感的，在纷繁驳杂的外部冲击面前，他们是变得有些浮躁、犹豫和迷惘，疯狂的背后同样蜿蜓着精神的暗河，他们渴望一种确定性的支撑。于是他们开始在这种彻悟中起步、征程，探寻通向自我，张扬个性和时代锐气的途径－－写作便是他们张扬的方式和飞翔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习俗甚至语言被他们有意无意地模拟或复制，这其间有先进积极的提炼，也有不沉稳心态的盲目崇尚和形而上的膜拜，所谓的后殖民文化语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潜入他们的思想和写作立场的，从而使他们的作品带有传统叛逆和欧化色彩。如果以科学的社会学来阐释，应该说，是革新的东方文化产生了这代作家和这类文学。

　　无论如何，我认为，在这一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世纪交界线上，纷乱而沉闷的生活空间，需要一种崭新的思维形态对城市人的情感状态进行确证和调节，让它在这一时段中形成精神的向心力。这既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城市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经之路。城市需要新生的活跃的思潮影响，70年代出生的作家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注入了崭新的血液。

　　卫慧

　　凡是真正读过“70年代”文学的批评家、作家、以及具有一定文学鉴赏水平的读者，只要他不带偏见，不跟着某些媒体摇风摆柳，我相信都会承认和肯定－－这代作家对文学非常真诚，作品写得非常真实。他们是以一种本真的姿态投身于文学的。其本真的程度不亚于时下在文坛领衔主演的一批80年代出道的作家的作品。的确，对这代新人来说，他们还不懂得作矫情状，不善于掩饰和伪装。所以，读他们的作品总会使人有一种和人物一起经历情感燃烧或深陷痛苦难以自拨的体验。

　　在这里，不妨将王安忆的中篇小说《我爱比尔》和卫慧的《欲望手枪》作一个对照比较，前者是经历丰富成果丰硕的实力大家，后者却是初出茅庐的“新锐”。但这两位作家同为女性，都生活在上海，这就能使我们更好地窥测两代人不同的心灵景观、表达方式和审美方式。两部作品都塑造了同一类青年女子在现代都市的生活状态和情感遭遇。《我爱比尔》写美院毕业的一个名叫阿三的油画女子，先爱上了美国驻上海大使馆的青年男子比尔。后比尔回国，情断天涯。阿三又爱上了德国人马丁。在与马丁又断情之后，阿三整个生活失去了方向。迷芒中她就在宾馆大堂搭识外国人来排遣生活。闹出许多麻烦后，被警方视为妓女抓进监狱，进行劳教。一个现代都市女子就样一步步走向堕落。应该说这篇小说体现了王安忆的美学标准。美学的痕迹集中在作家创作时，对人物关系的处理，往往侧重社会内容，从环境变动的关系来捕捉人物的变化。使阿三这个人物令人产生同情和怜悯，这种怜悯相当程度来自作家所设置的社会视角。作家以一种社会批判的眼光在审视阿三，并且时时做出局外叙述的道德评叛。当然这也可以算一种有深度的文学写作方式。但是，相比之下，《欲望手枪》却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更为深切真实的生活感受。这里也是一位女子，她毕业于名牌大学，爱写作，给一位局长做秘书。因不喜欢这种工作，后又辞职写作。父母早已离婚，她生活靠母亲接济，但与母亲没感情上的联系。母亲与哥哥远在南方。父亲独自生活，整日酗酒。孤独的女孩独自经历着坎坷，她遇到过很多男人，但都不能解除内心痛苦，给她带来安慰。这篇小说写得很沉痛。虽没有80年代小说美学所体现的那种道德感和社会批判眼光，但作者在表现形式上很注重个人内心感受。过程叙述全围绕这种感受展开和呈递。在表现人物时，作家不是在社会舞台上来搜寻人物活动的踪迹，而是表现个人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事件和心理成熟过程。这样切身的写作，在美学风格上，有着前辈作家不曾有过的创意。我们必需承认，70年代出生的“新锐”们，感觉和经验就是非常饱满，他们不刻意讲究技巧而是直接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冲击的文学叙述模式。在即兴的写作中，作者本人成为字里行间众多或歇斯底里或清新芬芳或单调或闪光的影子中的一个。以把握自身感受范围内和个人视野的东西来满足写作欲望。如卫慧所言“简单地说，我更相信一切积极的、直接的、个人的东西，像一只执著的捕鼠器我对此孜孜以求。” （卫慧《欲望枪手》）诚然，靠鲜活的感受本身就足以吸引读者，感动读者。比较之下，两代人有不同的美学准则：前辈作家要求，思想、再思想，深刻、再深刻。而新一代作家却注重，感觉、反复地感觉，体验、更多地体验。

　　欲望

　　有很多人批评70年代出生者的作品全是欲望的展示，事实上，80年代的作家对欲望的展示并不少，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区别。如张贤亮笔下的男人和女人，贾平凹笔下的都市文人，王安忆的“三恋”等等，全都是赤裸裸的欲望的展示。与之相比，70年代人很少依据细节的描写来展示个人欲望，他们对性爱的细节毫无兴趣，他们更多的是将个人的欲望作为作品人物宣泄情感的一种主要方式。他们对外界每一种生活都充满新奇，甚至被人们视为是堕落的生活。“我对自己说我要用最无聊的方式操青春操未来。我有我的方式。”（棉棉《九个目标的欲望》）在欲望展示上，他们提供并建立了一种新的感觉方式，对欲望的表达不是就欲望本身而展开，不是仅停留在感官享受之中，而是对生命本能的深刻洞察，对苦难和禁欲的阐释。路也的《南瓜小姐》（山东文学.1999年第12期，《小说选刊》选载）就给我们呈现这样一种形而上的人性欲望展示的空间。小说描写了一位幽闭郊外小屋的现代女子，在种瓜养瓜爱瓜如命的过程中产生了身体怀有南瓜胎的生理奇迹。“南瓜”在这里是一种象征，一个爱的对象，一种不为世俗所俘的情感，一种崇高的欲望迸裂。与这位怀瓜胎的女子相比，对门住着的那对整日为怀孕而拼命在家做爱的夫妻，是赤裸裸的世欲，“连性爱也变得那么功利”，这就是中国人一种低庸堕落的文化精神。

　　在70年代人的作品里，欲望的展示代表着一种生命回归本真的方式，一种人性飞翔的方式。其间，黑夜是欲望的一种代名词，他们抒写黑夜淋漓尽极，到了令前辈作家们不可比拟和望而生畏的地步。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多数是在黑夜里发足狂奔，酒吧、摇滚、大街等。夜是城市的心脏，他们在心脏中以急剧膨胀的感性话语惊世骇俗，将夜的意象和光怪陆离的情景碎片深切而痛快地无拘无束地揭露，让人看到了真实的存在，揭开了灵魂深处的虚伪、隐密和罪恶的一面，展示了人的本来面具。黑夜里也漂泊着青春的智慧与茫然，卫慧在《夜的温柔》里这样写“黑夜是我的家，黑夜是温床”呈现出女性阴郁、幽暗的心理体验，呈现出内视中闪烁的微弱的灵光。在这些年轻的生命里，黑夜的主题折射诗性，潜在黑夜里的有一种萦绕的迟疑与感伤，一种特殊的想象方式－－对个体存在或人类处境的洞察与冥望。黑格尔说“凡在光与黑暗相遇的地方，到处都有光的衍射……并且这样的现象会多次重复出现，因而产生了相互并列的阴影线条。”（《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6页。）正是这暗色中，自然与心灵深处被常态遮蔽的东西浮现出来，遥远的事物被召唤到当前。

　　写作姿态

　　看“70年代”写作姿态，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美国雏形于50年代的“后现代”文学，想到“跨掉的一代”的文学风格，以及代表作家杰克.凯鲁克的作品《在路上》这种文学审美思潮，70年出生的作家敏锐地承接了这一美学品格。他们穿行于现代都市文化与物质文化之中，对各种新异的，充满个性和时尚生活方式，有一种天然的近亲力。因而，他们始终以一种自我展示的方式来对抗传统的价值秩序和市侩文化。在创作中试图抵制理性旨意的支配，让所有的叙述对自己的情绪说话，义无反顾地遵循着想象的最初冲动。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历史的人，感觉是自我的体验而不是公众的思想。作品着力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前途的深层忧虑和灵魂深处的焦灼与沉闷，一种极致的精神正在感性世界燃烧。

　　事实上，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群体的艺术感觉并不比今天人们所推崇的80年代过来的作家差，他们的潜力很深厚，他们受过中国传统经典的薰陶又广泛吸取西方各流派营养。如果今天是“伤痕”时代，“班主任”时代，文学处于荒凉季节，那么他们的作品也许早就获得权威评论领域的承认。遗憾的是，今天世时浮华，网络文学、小女人文学，武侠小说，等等眼花撩乱。所以他们看似热火朝天的背后也隐蔽着孤寂，他们享受不到来自行家的赏识和权威评论界的认可，更没能被例入某些国家性正统奖项之内接受检验。他们只能在有限的个人空间里艰辛探索。他们并不像笔下的人物那样，整天逛高级酒吧、迪迪舞厅休闲度假村。创作是性欲的升华（费洛伊德学说被各代人承接并以各种方式呈现），这类场景多为想象，他们只是试图通过这一切来获得情绪的自慰。正如前辈作家喜欢用会议室、办公室、职权争吵的场景来放肆情怀一样，属于一种精神状态。所以我认为如果仅因他们的小说意象而对他们的生活作风予以讥讽和抨击，是对文学的亵渎。

　　纵观现实，我们已察觉到80年代走过来的一批作家，创作手法和审美倾向基本定型。题材再多样化，依然是那一种风格一种方式和一种审美价值取向。如苏童近年的短篇小说，虽然产量不错，语言风格也磨砺得精致老道，但细心的读者能发觉，苏童的故事结构和叙述方式早己现出了疲倦和枯燥，让人看不到灵气充沛的鲜活景象，小说《过渡》（《人民文学》）是一个显目的列子。由此，我们会对既定的文学秩序产生质疑：当下最有潜力的作家，仍然是那些80年代过来的作家吗，或者应该包括90年代末涌现出的这些新生作家？那么他们的作品所选择的方式是不是也能获得一种合法性的生存空间呢？

　　应该宽容地接受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文学的更替的方式和方法，“70年代”文学形态的出现，是一个值得乐观的信号，评论界应该给予肯定，并为之坚守，而不是排斥或嗤之以鼻。历史己经给过我们教诲，在文学史上，许多有创意的作家就是在放弃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随俗大众，而转向所谓的现实题材，主流走向，之后，导致其艺术天才的毁灭。（如施蛰存，先用意识流手法写都市生活，写得非常有特色，后来一旦随俗写现实题材作品，却失去了原有的艺术光泽。）诚然，能继续让“70年代”划地为界保持“另类”特色，也算是一种宽容一种成功了。

　　我觉得，今天的文坛关注的应该是这群风头正键的“70年代”新生力量。南方几个城市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很活跃，值得提及的是海南出版社在这股热风将熄的时候推出一套文丛，名为《197几》。文丛收选了包括谢有顺在内的一批“70年代学人”。这套文丛告诉人们，70年代人并非仅有浮躁，同时潜存着一批思想与学术型写作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默默地思考，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关注着仍在步履艰难的中国与中国底层百姓的命运，以自己的良知与智慧坚守着阵地。

　　也许，坐在2002年的躁夏里谈论7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些不合时宜，因为有人早说过70年代人已不再年轻了。打开时下的报刊和网络，又看到有关这一群体的是是非非仍被炒得铿锵作响，看来，“70年代”不仅是一代人的年龄标记，而成为中国文坛必需正视的一种文学形态。评论中尽管多数是不没水平和无聊的谩骂，但我觉得“70年代”文学现象突出了中国文学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文学在经历了“新时期”之后，发展到现在，一种新的审美倾向和理论导向问题。对此我们的批评媒体和研究者，应尽早将这一课题纳入权威话语，予以研究。无论如何 “70年代”文学将以“一种与生俱来暗中摇曳的疯狂”的生命姿态存在下去，在城市里抒发精神，张扬信念，成为一种高尚，一种突兀于群体之上的狐独姿态－－并对我们的文学演变和美学思潮产生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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