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个人创作的突破--读季宇的中篇小说《猎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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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季宇是当前国内文坛相当活跃的一位实力派作家，作品非常丰富。他的创作基本上涉及两个领域：一是表现历史，像《段祺瑞传》、《共和，1911》这两部史传文学以及《当铺》、《徽商》、《权利的十字架》等历史小说；二是展现当下，如《灰色迷惘》、《割礼》、《名单》、《证人》、《最后期限》等等。也许这两类作品在数量上会有多少之分，但在艺术成就上却鲜有高下之别，不管是哪一类题材的作品，都包容了深厚的思想内涵和相当的艺术功力。比较而言，我觉得当代题材小说创作似乎更难把握一些。生活就像一条大河，没有江的汹涌也没有海的壮阔，偶有的几层波浪还没等我们看清就很快随着河水的前进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这要求作者必须具有更为敏锐的艺术触觉，对生活进行深入而冷静的观察和思考，能够透过河水平静的表面看清水下潜藏的那股涌动的暗流，在平凡芜杂的生活表象下发现事物的本质，捕捉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素材进行创作。吕西安·葛德曼在其《小说社会学》一书中强调"文学创作的真正主题是社会团体而非孤立的个人"[2]，也就是说小说创作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个体形象的塑造、个人故事的演绎最终达到反映一类人、一类现象的效果，这对一个作家的能力不能不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季宇是一个成功者。他的几乎所有的当代题材小说都可以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生活中涌现的一个个严肃的问题。《灰色迷惘》通过姜榆表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浮躁的社会氛围中文人尴尬的生存状态；《名单》塑造了白正清这样一个"干部队伍中的败类"；《证人》揭露了某些成功人士肮脏、龌龊的另"半张脸"，充满反讽的意味；《最后期限》则避开了当下反腐题材的一般套路，透过市委副书记黄敬的心理变化表现了一个官场腐败分子备受恐惧煎熬的不安灵魂，既不乏批判锋芒，又具有警示作用，还充满哲理意味。与这些作品相比，刊于《中国作家》2004年第4期的《猎头》，无疑是季宇创作道路上一个意义不凡的新开拓。
二
《猎头》是季宇近期创作的一部别开生面地反映当下生活的中篇小说。这是一部既单纯又复杂的小说。单纯，是指小说的情节结构而言。简言之，这部小说叙述了"姚建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过程，简单明了。但是单纯并不等于单薄，围绕着"姚建事件"，作者既写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企业的发展问题、人才流动问题等等，尤其关注到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猎头公司"及其在人才流动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另外，在"姚建事件"这一线索展开的同时，作者还交织叙述了顾大康与江娜娜之间的一段婚外情，增强了这部小说情节的丰富性和可读性。复杂，是针对小说的思想内涵来说的。一般来说，文本内涵越丰富的小说越经得起咀嚼和分析，也越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个具有一定结构的艺术世界，其美学价值正在于它的丰富多彩和完整统一。"[3]一部《红楼梦》历经两百余年仍被众多读者和专家津津乐道，不能穷尽其意蕴，可见其复杂性。而《猎头》这部小说看似单纯的情节结构也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我们可以从社会学、伦理学、人性角度或女性主义等各个不同角度切入文本进行分析和批评。不过无论多么丰富的内容都要通过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语言、行为来承载和表现，因此，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成为小说成败的关键。在《猎头》中，出场人物并不多，只有七、八个，主要人物四、五个，人物关系也不复杂，大体可以分为是与非两个集团。但是在两分法之中作者又十分巧妙地把小说中出现的同一层次的主要人物置于鲜明的对比关系之中。
第一组对比存在于环球集团董事长顾大康和东方集团董事长葛义东之间。所谓"同行是冤家"，原本是小老弟的东方集团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实力逐渐超过环球，在行业的坐次上，原本坐头把交椅的环球集团却连续几年呈现滑坡之势，终于落后于东方，这一切都让顾大康十分不快。尤其是春节前的人大选举，原本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上一届全国人大的老代表顾大康作为组织上提名的候选人，却以一百多票的差距输给了代表们联名推举的葛义东，这使顾大康的自尊心受到更为沉重的打击，让他感觉到来自东方集团的切实威胁。如果顾大康能够自此吸取教训反省自己，对家族企业的缺陷及时认真地加以改进，也许他的企业就会走出低谷重创辉煌。然而可惜的是，理智的自省却被灼人的嫉妒乃至愤恨取代。嫉妒来自竞争中自私者内心的失落感。他人的天赋、好运或者成就通常都会引起人们内心这种失落感。轻则羡慕、重则苦恼，过则涌现出对他人的恶意或者愤恨，再过则恶言恶语伤人甚至以实际行动害人，或暗施诡计，或明刀明枪。舍勒曾经对愤恨下了很好的定义，把它比作一种"在封闭环境中长时期无能为力所造成的自我毒化和有害的分泌物。"[4]其实，嫉妒的实质是生活在封闭环境中、只注重眼前得失的个人对未来缺乏自信的产物。当然这种封闭主要不是指空间的隔离，而是精神的自闭，缺乏开放性、上进心和求知欲。一向独断专行的顾大康早已养成了固执己见、盲目自大的性格，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局限和落后，当然更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建议，自私狭隘的农民意识限制了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在现代企业竞争中他不是通过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来战胜对手，而是力图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削弱对方的实力从而取得领先地位。这个不正当的手段就是"挖墙角"，把东方集团的顶梁柱姚建挖过来，以便让东方集团一蹶不振。关键问题是，他千方百计把姚建挖过来并不是要委以重任，充分利用人才加强环球的实力，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人才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不懂得"任人唯贤"，也不可能看清姚建的潜在价值，当然也不愿花费一百万年薪长期聘用他，他的目的只是要整垮东方，为了这个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包括欺骗。对于"农民意识"，小说并没有正面给予说明，而是由顾大康身上的狭隘、自私、目光短浅、等级意识以及急切的功利心、虚荣心等等缺陷形象地显示出来的。这种人在事业起步阶段或可通过吃苦耐劳打出一片天下，但封建家族式企业任人唯亲的管理方式却无法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这却是顾大康所无法看到、也无力逾越的历史局限。
事实上，人总是在同他人的交往中从事自己的事业，而人与人的关系往往包含着一个先在性的问题："人应该把他人看作什么？"在这里，"他人"意指"异己的存在"，目前西方自启蒙运动就树立起来的现代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平等"意味着人把他人也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和个人的自由发展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对顾大康而言，"自己"意味着由狭隘的血缘关系形成的共同体，除此以外的人都是"他人"，而在他的眼里，"他人"与"物"的概念是同一的。顾大康把葛义东看作自身发展的障碍物，千方百计要除掉他，当然这个"除掉"并不是肉体的消灭，而是削弱乃至毁灭其实力。姚建在顾大康眼里也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他用欺骗的手段把他吸引过来，目的达到之后就完全可以弃之不用，管他是什么卓越的人才。就是要用他，他也只是一个雇员而已，在老板与雇员二者的关系上，顾大康先验地把自己当作一个统治者和施予者，而雇员则只能是一个被统治者和受恩者，因此对于姚建那高过自己薪水的一百万年薪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曾经听到过一个农民出身的老板愤愤地说："我手下的那些人都是大蚊子，靠吸我的血过活，我养活了他们，他们还不好好做事。"这种落后的意识决定了顾大康这种人既不可能把雇员看作事业上的支持者和伙伴，也不可能与他们成为同呼吸共患难的朋友，现代观念中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平等意识在顾大康那里完全不存在，他沉醉于在自己的王国中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即使是对情人江娜娜，顾大康也没有完全把她纳入"我"的范畴，关键时刻仍然欺骗和回避她。不管是自己的妻子沈红梅还是情人江娜娜，顾大康都没有给予一点爱和尊重，他满足于现在这种家里有老婆外面有情人的格局，女性只是满足他欲望的工具而已。无论在情感上还是事业上他始终都是以一个落后的封建独裁者的形象出现的，所以姚建和江娜娜的最终离去也是必然的。
而葛义东却是与顾大康完全相反的一个形象。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葛义东着墨不多，但通过顾大康的对比，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形象。在小说一开始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他能以一百多票的绝对优势胜过组织推荐的顾大康，可见其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群众基础，要做到这一点，优良的品格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在对待姚建的态度上，葛义东和顾大康也对比鲜明。在东方企业发展初期，身为董事长的葛义东就十分注重引进人才，不惜花费重金聘请姚建到东方任职，"只要姚建肯到他那里去，什么条件都可答应"。尽管当时东方的实力并不雄厚，但他不仅替姚建还清了所有债务，做好了一切善后，还答应一旦条件允许就全力支持姚建的科研项目，让姚建的科研成果转换为现实。他的远见卓识不仅为东方赢得了一个精英，也引进了先进的企业理念、科学的管理方法，最终迎来了企业的快速发展。而顾大康要挖姚建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从自身需要出发利用人才进行自我更新和发展，而是要对东方集团进行致命的打击。所以在对待姚建的态度上虽然一开始显得非常重视，不仅给予一百万的巨额年薪以及副总裁的位置，还答应立即投资上马姚建的科研项目，但等到姚建离开东方加入环球，这一切全变成了骗局。不仅项目迟迟拖延，姚建在环球也形同虚设，根本不受尊重。顾大康的目的已经达到，姚建对于他来说是多余的，他就要让姚建自己呆不下去。至此，葛义东的真诚、守信、富于远见、敢于用人、任人唯能的性格和作风与顾大康的欺骗、狡诈、目光短浅、骄傲自满、任人唯亲形成鲜明对比。其实，诚实和信用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经济、政治、社会的交往以及各种利益的联结，在一定程度上都要以诚实和信用为基础。一个家庭、一个集团、一个整体得以维系，其内部也需要一定的诚实与信用作基础。说到底，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按照一定的秩序联结在一起，都是以诚实和信用作为前提条件的。没有这个条件，一切政治的、家庭的、伦理的、社会的交往、合作、协议和交换也都不能成立。确立诚信的品质是一个人、一个企业最终取得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一点从小说的结尾也可以看出来。当姚建认识清楚顾大康的真实面目之后愤怒之极，写了一封致顾大康的公开信。在这封信里，他公布了事情的真相，揭露了顾大康的伪善面目。而顾大康面对记者的采访，竟然可以厚颜无耻地说姚建是以怨报德、捏造事实毁坏环球的名誉。顾大康一系列行为已经超越了落后的农民意识的范畴，反映出他道德品质的低下和人格的卑劣。经历了这次事件，姚建对人生和世界失望透顶，变得心灰意懒，对未来一片迷惘。这时候，葛义东不计前嫌以宽广的胸怀重新接纳了姚建。可以想见，经历了这次事件，姚建肯定会以百倍的努力奉献东方，而东方集团博大的胸襟以及爱惜人才、重视人才的企业形象将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盟，东方的前景无限光明。而环球集团经历这次事件以后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必将大受影响，一个毫无信誉可言、如此不尊重人才的企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呢！
如果说顾大康是一个没有摆脱农民意识的企业家典型，那么葛义东就是一个具有先进现代意识的优秀企业家形象。在两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葛义东始终凭借自己的实力，尊重人才、重视人才，注重建立科学完善的企业制度，让自己的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最终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而顾大康在经历了初期的繁荣之后，却故步自封、裹足不前，不能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和胸襟迎接新的挑战，面对竞争他不择手段，充分暴露了其人格的弱点和缺陷，他的行为不仅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在危害别人的同时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得到空前发展。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企业的创办人往往也直接担任着管理者的角色，因此，民营企业家的个人素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败得失。民营企业家如何适应社会的发展努力提高自身思想和管理水平显然是十分迫切的。
第二组对比是两个猎头公司的老总。一个是伯乐人才管理顾问公司的总经理闻海，另外一个是世纪职业投资策略公司的总经理白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竞争，更要参与国际竞争，人才对一个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人才的流动也成为更为普遍的现象，猎头公司遂应运而生。闻海和白伟得风气之先，成为这一行业的佼佼者和领头羊。闻海和白伟本来是大学同窗，他们共同创办了伯乐公司，但是正当红火之时，二人却分道扬镳，白伟离开伯乐重新创立了世纪公司。闻海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隐约透露他与白伟的分歧主要是经营理念问题。二人的经营理念到底有何不同，此次"姚建事件"给了我们明白的答案。环球公司本来是与伯乐公司合作要聘请一个专业人才，老奸巨猾的顾大康其实早已在心中锁定了竞争对手东方公司的姚建，只是不愿背上挖人墙角的恶名没有直接说出来。闻海得知顾大康的企图之后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他有他自己办事的原则，即所谓"猎亦有道"，不能为了钱去干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不仅是做人的原则，也是猎头公司这个行业应该遵守的规则。在他眼里，猎头公司的根本目的是协助市场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使人才的价值得到最充分的提升和利用，避免人才浪费的现象，而不是去帮助公司搞恶性竞争，所以违背他原则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去干。顾大康与闻海合作不成，转而投向白伟。在与白伟的交谈中，白伟透露了对闻海的看法："挺讲义气的，可就是有时过了头，太迂腐了。说到底我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拢不到一起。"这段话明确透露出白伟与闻海思想意识上的巨大差异。在他这里，不存在"猎亦有道"，只要有生意可做，能赚到钱，可以不择手段，如他自己所说："只要你想要的人，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哪怕是挖地三尺，我也能把他挖出来。"在这一点上，白伟与顾大康是非常一致的。不仅如此，白伟还投其所好，与顾大康狼狈为奸，共同设计骗局引诱姚建，只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毫不在意对别人的损害，哪怕这损害是致命的。从本质上讲，白伟与顾大康是一丘之貉，虽然他并不是东方公司的竞争对手，但是他却协助顾大康直接策划和参予了这场恶性竞争，他的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行业规则，也彻底放弃了做人的良知。从他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猎头行业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如闻海所言："人才流动是一个大趋势，它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但人才流动必须规范化、法制化，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才，保护用人单位的利益。"可见，为人才流动营造一个规范化的法制环境已经刻不容缓。
这部小说通过这两组人物形象的对比，使小说情节集中而紧凑、意蕴丰富而深刻，起到了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不但突出了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而且准确地传达出作者的价值追求。显而易见，对比手法的运用既是这部小说的鲜明特色，也是这部小说能够于单纯中见深沉的重要因素。
三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两组人物，小说中还有两个人物不同一般。首先是这部小说矛盾的焦点--姚建。姚建是这部小说的关键人物，通过对他的不同态度，小说中各个人物的性格逐一显露。他本身在这部小说中更趋向于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他是"卓越人才"的典型，有能力、有理想、有抱负，并且善良正直。应该说他就是作者心目中真正的人才形象。这种人才必须德才兼备。有德无才称不上人才，但有才无德就不仅谈不上是人才，恐怕有时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德、才二者之中德为先，德是衡量一个人才的首要标准。一个有德无才的人虽没有什么大的能耐，但是他可以给社会给他人以温暖，不会做出有损于他人有害于社会的事情；而有才无德的人一旦给他机会，其破坏力往往更大。真正的人才、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应是一位文化与文明的创造者，他还首先应该是一位批判者--对社会中存在的一切假、恶、丑行为的批评者、揭露者。以此标准来看，姚建当之无愧。他的这番遭遇所包含的人生经验和教训，不仅值得他个人铭记，也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反思。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江娜娜。江娜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作者对她倾注了非常多的理解与热情。她虽不是这部小说的焦点，但在小说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作用源于她独特的性格和身份。江娜娜是一个非常有主见有能力并且正直善良的开放型知识女性。在感情生活中，她敢爱敢当，不计较地位身份和流言蜚语，做了顾大康的情妇。不过她并没有因此丧失独立的人格。她对顾大康的爱恋不是对金钱的依附，而是对真正男子汉气概的寻求和崇拜。在相处过程中，她并没有因为爱情变得盲目，相反，她对顾大康身上的缺点及环球公司的局限有相当清楚的认识，而且总是直言不讳地给顾大康指出来。在工作上，身为总裁助理的她积极地为顾大康出谋划策。在姚建事件中，她一开始就担当着各个人物的联结者的角色，有的时候甚至是故事的推动者。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女性，她也许没有顾大康那样丰富的市场经验，但却比顾大康拥有更加开放和先进的理念。她深知人才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网罗人才的主意首先就是她提出的。闻海是她介绍给顾大康的，顾大康也是通过她认识白伟的。虽然她一开始反对挖取姚建，觉得这种行为不光彩，不过在顾大康的哄骗下，为了公司的利益，她还是默认了。但她却没有想到顾大康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吸引人才，而是要整垮东方，顾大康这种人格的缺陷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通过"姚建事件"，她终于清楚地认识到顾大康卑劣的灵魂和必然失败的下场，她深深地感到了失望，对于这样一个狭隘、自私、不择手段的人，她不再留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环球。显然，江娜娜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不仅拥有一定的知识，而且具备清醒的头脑，善于在万花筒般的现实生活中保持独立观察与思考的能力，从而得以在复杂的人生歧路上牢牢地把握住正确的方向，不断走向人生的新里程。从这一点看，江娜娜也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四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透过"姚建事件"，作者不仅敏锐地感受到伴随中国当下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人才流动的新情况，而且深刻揭露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唯利是图、道德沦丧而引发的恶性竞争，并且深入挖掘和表现了这些问题背后的复杂原因，呼吁尽快建立规范化、法制化和以诚信为基础、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的市场经济秩序，使经济能够持久、快速、健康地发展。这在题材和主题上都是一个新的开拓。事实上，对于一个曾经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的国家来说，重视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当然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但是如果只注重经济的发展，把工作都放在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这个显层面上，而忽视了社会体制、秩序的健全和道德规范的建设，不重视培养人们的美好心灵，那么，经济也许能得到一时的发展，但随着这个发展的深入，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又并不在经济领域本身，而要涉及到被经济学家称之为"非经济领域"的制度（秩序）领域、道德领域、精神领域、观念领域等等。物质只是文化的表层存在，精神才是文化的深层主体。相对于人的生存信念和人格建设来说，经济上的发展只具有"文化表层"的优化的价值，而如果一个民族的生存信念和人格建设的价值领域遭到破坏或者不能重建，那么经济发展的成就就会成为"过眼云烟"，会随着整个民族文化的中坚部分的崩溃而烟消云散。《猎头》非常及时地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具有深刻的现实针砭性。
而就整个文坛来看，近20多年的文学走向既有令人鼓舞的新突破、新进展，也有让人忧虑的停滞、滑坡甚至倒退，其突出表现之一便是与纷纭万状、艰难跋涉、负重前行的现实生活日渐疏离的倾向有增无已，或是沉醉于仿古、拟古的历史戏说中，或是迷恋在模仿、玩弄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上，在放逐文学"载道"功能的同时，连文学的审美价值也一并弃之不顾，剩下的往往只有媚俗的"娱乐性"了。难怪一些国人包括海外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读者每每情不自禁地慨叹看当前许多作品"真没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像季宇的《猎头》这样零距离地贴近现实、直追生活潮头、高扬精神力量的作品，恰如一缕温暖的阳光照亮了大片阴霾沉沉的琐碎化、媚俗化的文学天地，给文坛和读者送来了文学理想复归、灵气重现的可喜信息，因而其意义就不仅仅是作家个人创作的突破了，这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注释：
[1] 《猎头》原载《中国作家》，后为《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选刊版》等多家权威选刊所选载。
[2] （法）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0. 188.
[3] 同上 186页。
[4] （法）加缪：《置身于苦难于阳光之间》，上海三联书店198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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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云 | | 3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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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个人创作的突破--读季宇的中篇小说《猎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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