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取代了“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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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先锋派作为一个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不是转向更为内敛的写作，就是继续打着原来的旗帜，却在被媒体英雄化、时尚化，成为明星似的人物，与公众趣味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妥协。
90年代以来，上海的文学空气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毫无疑问，曾经的上海文坛是先锋派的重镇。小说界的格非、孙甘露；诗歌界的陈东东、京不特、宋琳、默默……可谓群星璀璨。不过随着张爱玲热潮的升温，以一股怀旧风尚为契机，或以追求经济利益相标榜，或以现实主义的回归为指导方针，形式上的革新，异端的声音被压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这个前卫文学的松散联盟很快从大众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即使陈东东、孙孟晋以及一些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仍在制造一些极端实验性的作品也无济于事。
上海文坛正在迅速蜕变为小资产阶级趣味的大本营，几份时尚报纸和杂志作为都市意识形态的载体不断向读者灌输着一套迥异于80年代的价值观念，简单来说就是更加注重当下的感官享乐，对生理、心理刺激的寻求上升到了主导性的位置上。这套话语机制以“后现代”的名义在学术界合法化也好，赤裸裸地宣扬市场至上的反精神立场也罢，它们都以另一种禁令的形式向先锋派说“不”，使后者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时至今日，先锋派作为一个群体已经不复存在，他们不是转向更为内敛的写作，就是继续打着原来的旗帜，却在被媒体英雄化、时尚化，成为一个明星似的人物，与公众趣味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妥协。在上海，后者体现了“空气净化剂”无坚不摧的时尚魅力，他们在将姿态性的写作纳入到时尚产业中来的同时，也在改写着“前卫”一词的定义。所谓美女作家（必须将卫慧、棉棉本身的文学价值和美女作家的市场营销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的实质则纯粹是经济学意义上的。
城市规划的终极目标就在于排斥异端和偶发机制，将一切都归入到预言家的幻想蓝图之中，将每一座建筑、每一块绿地、每一尊城市雕塑都化身为城市机器的螺丝钉。他们所看重的，只是城市运作的整体效率，让城市像机器一样运转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潜力。就像一个零件的损伤可能导致整个机器的瘫痪一样，城市规划的决策和执行者也在努力避免这种潜在的威胁，他们的所有举动都可以视作在重新夺回场所的命名权，以城市改造之名行话语霸权之实。“多元时代”也许只在虚拟意义上才是成立的，一旦落到实处，就不免要遭遇多方联合起来的阻击战。
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将现代都市比作一位辛勤的“园丁”，他每日的工作就是将野草除去，给我们留下整洁一新的假象。同时，所有的都市公民也以投身于社会大熔炉的方式呼应着这位园丁的辛勤劳作，将“污染源”扼杀在摇篮之中。鲍曼写道：“癌症、害虫或野草是无法忏悔的。它们没有犯罪，它们只是按照它们的天性活着，也没有任何理由对它们进行惩罚，只是由于它们罪恶的天性，它们不得不被消灭。”我不知道鲁迅在写《野草》的时候是不是也听到了“园丁”清剿的步伐逼近的声音，但一个走在历史前沿的人，一个与俗世格格不入的人从他现身的一刹那就被缺席宣判为“有害或病态的元素”，它并随着时代的所谓进步而发生根本的转移——先锋派被贯以“邪恶的天才”的美名估计是没有什么争议的罢。
波德莱尔面对被现代工业一口口蚕食的巴黎生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诗歌来抵抗让他“震惊”的现代性；而在上海，城市的空间构造已经完全同化了它的居民，使他们无法或者无力将眼前的景象对立为他们的假想敌。他们也不感到震惊，而是安然地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批判性力量在这个城市中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由于缺乏市场，这种批判性的声音迅速凋萎了，他们的缺席使一边倒现象更为夸张，使所谓的城市精神的塑造只能成为一种虚幻之物。
先驱者总是承受着太多的误解和压力，但是一座城市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来容纳不同的声音。在我看来，上海显然与它“海纳百川”的堂皇头衔并不相符。在上海，一个白领浮出海面，就有一个甚至更多的先锋（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前卫设计师和批评家……）沉下地表。他们也许还在歌唱，但他们的嗓子上已经装上了一台微型的消音器，因为属于他们的空间太过逼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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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 文学报 | | 8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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