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脾气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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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认识韩石山之前，读过他的《李健吾传》，很佩服他的材料功夫。后来看到他批评谢冕先生的文字，觉得韩先生未免小题大做，谢冕不就是编了两本书么，何以惹得韩先生上纲上线。再后来是在一次全国性的小说评奖会上，我批评一些作家作品的精神格局过于狭小，他随后表示赞同，并添加一句，我真想不通偌大一个上海怎么就这么几个文人在蹦？连个大学都没读，还能知道什么？没文化是自然的。很多年了，这话一直给我印象深刻。像韩先生这样年纪的人中，可以做朋友的不多，因为是师长辈的人物，不敢开玩笑，但韩先生是例外，只要他在场，总是欢声笑语。每次他来上海，便是朋友们最高兴的事。但我纳闷的是，这样随和的人怎么会被视为“酷评家”呢？最近读了新出版的《韩石山文学批评选》（书海出版社2004年4月版），才慢慢有所体会。
所谓“酷评家”的声誉，大概是他那口无遮拦的批评个性招来的。韩先生真是敢说，照道理像他这样的年纪，遇事应该含蓄沉稳，笑而不答，但他好像做不到。仅仅从收录在册的批评文字看，像张中行、汪曾祺、王蒙、刘心武、谢冕、余秋雨、韩少功等，都成为他文学批评的对象。而他的批评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在对事方面，批评起来毫不留情。譬如对王蒙，应该是他的熟人，但他批评王蒙在对待王彬彬批评问题上的失态。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引发的文学官司，他批评“韩迷”批评家的帮腔和帮闲。对上述当代文学现象，很少见到批评家站出来堂堂正正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于那些强调文学批评要讲真话，要有人文精神的批评家也从来没有像韩先生那样勇敢地讲自己的话。韩先生的真话，那是真正的真话，也就是说，是建立在最起码的常理基础上，没有过多的理论。这样的批评很容易让人忽略过去，特别是那些讲究学理的人士，总觉得这样的批评没有意思。其实何为学理是一个很让人费解的问题，一些人学理谈得天花乱坠，遇到生活常识的问题，反倒没有了学理的精神。譬如，在鲁迅研究方面，不知道出了多少论文，但到底多少是有意思的，似乎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甚至是那些口口声声要求大家读鲁迅作品的人，到底看过多少鲁迅的东西，实在也是天晓得。所以，在一篇文章中我说过，鲁迅的书可以读，研究鲁迅的书可以不读。我实在是不喜欢目前鲁迅研究中的那种文字腔调。以鲁迅评传为例，1949年后内地出了一些，尽管体例篇章、结构方式很像是学术，但观点、眼光全不及曹聚仁在香港完成的《鲁迅评传》。曹氏的著作，好就好在把鲁迅当个人来对待，而不是什么“民族魂”、“绝望的抗争”或是带着“精神障碍”的写作。内地新旧“鲁学”最大的毛病就是脱不了那种八股味。别的不说，单单从鲁迅研究的学术影响看，离开了“鲁学界”，到底还有多少当代学者从这些研究中获得思想滋养？投入的人力、物力那么多，获得的学术收益却是那么的少。这种鲁迅研究倒也真是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当代学术文化现象。对鲁迅研究的失望，是很多研究者同感的，但没有人会像韩先生那样，用《鲁研界里无高手》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话说得很白，没有多少学理，但比各种冠之以“鲁迅研究的反思”或“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之类的学术探讨，更发人警醒。与学理的饶舌相对照，韩先生的直白是一种简约。他不是专门的研究家，但作为一个对研究有兴趣的旁观者，他感觉着研究的变味和变质，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一种坦诚。却不料获得了“酷评家”这样的称号。我想，韩先生对此是有一点暗自得意的。他是那种对批评没有心理负担的人，很多话说过就算，听不听是你的事，但话他是一定要说的。
韩先生说自己的文学批评不讲学理，那是自谦，他本人是学历史出身，对历史研究的严密性是很看重的。记得有一次谈到李健吾1940年代在《学林》杂志上刊发过一篇谈法国朗诵诗的论文，韩先生说二十年前他就已发现了。韩先生不谈学理是觉得文学批评应该简洁些，不要老是绕来绕去。他是用常理来对照学理。读他的批评文字的确不用太费心思去猜测某些微妙的深意。譬如他对杨绛先生在《吴宓与钱钟书》一文中为钱钟书的声辩，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赞同“钱迷”李洪岩、范旭仑对“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一语考证的合理性。他对余秋雨散文《道士塔》的批评，指出其中过于夸张的小说笔法对散文写作的损害。这些都是他认死理的表现。这种以常理对照学理的最大好处，在我看来，是将学理复杂化的东西放到生活的常理上来检验。也就是说，学理上再怎么振振有词，假如在最基本的做人做事上不合常理，他都要提出几个为什么。读韩先生的批评文字，是一件愉快的事，没有架子，不做作，见不到宏大叙事的东西，朋友们见到他的批评，都会发出会心的笑，被他批评过的人，也很少对他有刻骨的怨恨，知道他就是这样的脾气。但这样有脾气的批评发生在韩先生这样上年纪的人身上，的确也是今天文坛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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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扬 文汇报 | | 8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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