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现实主义创作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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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作为作家理解、把握、建构世界的一种哲学观念、心理倾向和叙事形式，在世界文学史上，曾经创造出并且还在创造出一大批灿若晨星的伟大作品。但是在当下中国，现实主义却面临着某种尴尬的境遇。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无论是从意识领域，精神追求，还是话语层面上看，现实主义都犹如隔日黄花，人们不愿意再在理论上对它进行任何探讨。虽然文学的领地上依然是旗帜招展，“先锋文学”、“新写实”、“新状态”、“个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等花样翻新不断，但是在这些艺术实践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意味深长的图景。作家们对于形式主义的实验热情，零散化、碎片化、表象化的生活琐象的叙事偏好，个人直接经验不厌其烦的书写，人的生物学本性的津津乐道，都昭然若揭地证明了他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整体性、超越性、象征性、批判性等等品格的有意回避或漠不关心。
文学创作如果不是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就无法彻底割断同外在世界的联系，无法彻底拒绝倾听来自人类存在深处的挣扎和自我内心真实的声音，因此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掐断同现实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那些踏实地坚持在大地上写作的作家之外，新写实、新状态、新现实主义……虽然冠以种种“新”的名号，但剥掉这些词语上的伪装，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们同现实主义无法清理的血缘关系；“先锋”作家们在形式革命激情消退后，余华、苏童、格飞等最终还是意兴阑珊地回撤现实生活。并且这些年的文学实践中，我们还有幸读到诸如王蒙的“季节”系列、张平的《抉择》、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王安忆的《长恨歌》、张炜的《九月寓言》、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一批现实主义作品。但是从总体状况上，当代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艺术热情、自觉意识确实是薄弱的，并且很难说在艺术哲学和审美上究竟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新东西。
如果从深层上加以分析，它昭示的却是当代作家运用现实主义能力的不足，或者更干脆说，作家们并没能够培养起一种适应当下需要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否定传统现实主义观念叙述形态之后，面对当代中国急剧变革、异象纷呈的复杂社会状况，他们既不能从宏观上驾驭、整体把握现象性世界，也难以在微观上形成穿透生活表象、对世界发问的思辨能力。虽然作家们并不缺乏表达现实的愿望，但是由于能力的匮乏，现实主义往往被置换为“有限的现实主义”和经验现实主义。
虽然多数作家并不缺乏对人生幸福与痛苦的本源性探索，并不缺乏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但在艺术描写上，往往拘囿于具象化的生活事实，不能超越瞬间的生活表层，以有限的艺术空间表现丰富的历史哲学和人类哲学，更缺乏把瞬间问题转化为永恒问题的魄力。用批评家的话说，就是“我们的文学缺乏超越性和恣肆的想象力，总是热衷于摹写和再现，读来虽有平实的亲近，却无腾飞的提升。”
由于批判精神的悬置和缺席，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是乐感文化大于悲感文化，功用理性大于批判理性，缺乏批判意识可资借鉴的终极依据。如果说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想象和主流意识形态暂时为我们支付了一种批判性理想，那么在80年代末“宏大叙事”最终解体之后，这样的依据也烟消云散。这使得当代文学很难聚集起有效的批判力量，现实主义也难以建立起自己的深度。所以，在“张大民”、“福贵”、“许三官”们苦难的面容后面，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丝毫伦理上的沉痛感和大悲悯；在那些“官场”小说对“贪官”厚黑学的描写中，我们除了在人性“恶”的层面开展虚张声势的声讨，就只能在媚俗的嫌疑中对权力叙事、权力角逐进行庖丁解牛式的故事化。正是缺乏坚实的文化哲学根基，当代中国文学现实主义至少从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分水岭式的伟大作品。
当代中国文学一直处在不断艺术革新之中，意识流、现代派、先锋文学的博尔赫斯迷宫等等，但是无需多加说明，我们就能辨认出它的“舶来”成分。显然，艺术形式的变革不是闭门造车、异想天开的产物，它更主要来自于作家独特的生命经验和内心体验。卡夫卡如果没有对人的异化状态和孤独感的深切体悟，就没有《变形记》中的“大甲虫”，狄更斯如果不是深恶世界之恶、对弱小者获救怀有希望，他的小说中就不会出现童话式的结构。
我们更需要强健的、健康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需要作家们立足当代生活，创作出一批能使人们看清生活的主流，给人们以精神指向的好作品。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13日 第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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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欣 | | 4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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