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没有快感也乱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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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说，这篇文章的标题套用的是作家池莉的那篇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不管池莉的那篇小说写得如何，我想池莉小说标题给我们出示的是一个基本的人性常识，那就是人们在有了快感的时候，是可以适当喊几声或者必须要喊几声的，那是人们情绪释放和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任何对“喊”的反对或刻意扼制都会是不真实的，也是不人道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至于怎样“喊”才算“止乎礼”，没有必要作仔细考证，也很难考证。但“有了快感你就喊”，应该是很合乎经验理性的大白话和大实话，不仅符合行为心理学，也符合创作心理学、批评心理学。谁能否认文学创作和批评都是人们兴之所致、情之所牵时候的一种表达和倾泄方式呢？鲁迅把早期人类创作称为“吭唷吭唷”派，我看很有几分道理。
但不可思议的是，眼下文学批评界的很多批评文章却是“没有快感也乱喊”。很多批评者不是把表达建立在真实的感受上，不是把言说建立在思想的基石上，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受，而是为说话而说话，为文章而文章。在我们那些或高亢激昂，或气势如虹，或抑扬顿挫，或千娇百媚的声音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多少是真正发自肺腑的真实的“快感”，倒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发现很多经过技术处理的、虚张声势的“喊叫”。没有思想压迫和情感排浪的冲击，我们的那些“喊叫”听起来是那样虚假、伪劣、空洞、苍白、疲软、腐朽。文学批评表面上看起来热闹非凡，“叫”声一片，其实内里很多时候是纸糊的风景，标本架上的蝴蝶，色彩明艳然却了无生气。
大致来说，我把这种“无快感”的“喊叫”归为四种类型：一是仿造的“快感”。有些批评者并没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真正接触，却能对作品指手划脚，分析得头头是道；批评文章纵览中外古今，看起来有很大的作品信息量，但是我们对作品的判断，却很少来自直接的阅读，大多是依靠所谓的“资料”，对他人的阅读感受进行一种粗糙的批评移植、挪用、转述，或者是再加工。张三挪用李四，李四挪用王五，一百个人谈论到《？》作品，其实真正读过《？》的真不好说有几个人。不是说我们不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的浅显道理，只是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可能去阅读那么多作品，所以被迫玩起“快感”的空手道；二是伪装的“快感”。有些批评家特别是成名批评家，总要遇到些诸如“约稿”、“关系作家”、“圈子作家”等等人情批评，好的作品自然会让他们产生阅读的快感和审美的快感，泼墨挥毫点石成金倒也不成问题，可问题是偏偏会遇到一些平淡无奇的作品，让他们碍于情面难以实话实说，所以只好绕着圈子，以程式化的腔调去谈论作家作品，言必称“巨著”，动辄是“恣肆的想象力”、“精致的语言”、“风格独特”等等，话虽说了不少，但都是些让被批评者听了无比受用、批评者也能够体面地交差的好听的假话或正确的废话。这些好听的假话、正确的废话、批评的现代八股，对于有些没有多少审美鉴赏力和思想判断力，但又端着批评饭碗的一般“工作者”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批评措辞，因为它们是什么作品都可以套用的省力的装置；三是想像的“快感”。有些批评者热衷于炮制一些绝对个性化的，或者隶属于某个团体的批评性“概念”和“命名”，他们要么自以为摸到了文学问题的死穴，轻轻一抓就起来，因而在个人和集体营造的幻象性“快感”中津津乐道难以自拔；要么是明知内中没有多少骨血，却总想通过反复的言说，不惜像兜售“大力丸”和“虎骨酒”那样，别有用心地操练起“概念”的阐释、注解、引申，试图把个人或集体的“命名”权力化、经典化，形成“名牌理论”，借此在批评的话语权力分配中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高地。“命名”者们不缺乏对批评大气候的敏感和“命名”本身的“快感”体验，但多是在臆想中完成这样的体验，而缺乏同文学现实的亲密接触；四是越位的“快感”。在“文化批评”这杆大旗的掩护下，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批评家的自信心极度膨胀起来，在部分人的自我认知中，他们不仅能得心应手的从事自己手头的工作，甚至在看过一两本福柯、阿尔都塞、萨义德、马基雅维里、马利坦、列维·施特劳斯之后，就自认为可以纯熟地在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等领域小试牛刀。这些年来，历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者游牧文学批评草场，文学批评者向其它领域扩张都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并且会经常上演一些诸如“关公战秦琼”式的文化论争，文学批评家和经济学家会就某些社会学问题打得不可开交。不是说这种跨学科研究不可取或者学者们没有这种整合能力，但如果说那么多人都有这种能力打死我也不信。而那种浅尝辄止后就急于作夸大表达的“快感”，无疑是自欺欺人的，某些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皮袍下藏着的靠窃取一两个新鲜概念大肆显摆的“小”来。
没有真实的“快感”就乱喊乱叫，可能表明的是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喊”越过了“快感”的表达形式意义，构成了目的本身；二是虽然没有“快感”，但为了某种其它目的也不得不“喊”，“喊”成为功利性手段。从当代文学批评的实际状况看，我认为这两种解释是说得通的：一方面，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正逐渐走向一种浅薄的“声音政治学”。不要说前面所说的打造“名牌理论”，“圈子”内三三两两的“对话”，就是平常的学术问题中，“谁说”（是不是有影响的人）、“在哪里说”（是不是重要刊物）、“说什么”（是不是首创此说）这些现象性事件，也正在淡化“说得怎样”（是不是切近事物本身、能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本质，成为学术中人十分关注的事情。当“快感”被轻薄的消解，“喊”的意义当然就得到极度凸现。另一方面，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体制和学术体制中，批评总是难免要和批评者的“生存政治”密切联系，尤其是现在批评的力量越来越集中到高校，在“学术成果统计”“业绩点”“职称评定”“等级评定”“年终奖金”“学位答辩资格”等生存性命题的压迫下，如果都等到有了“快感”才发声喊叫，恐怕是凑不到足够的“点”的，所以只好“没有快感也乱喊”，“喊”是当不得真的。而那些人情批评，作家与批评家互相抬爱、互相吹捧，我想也可以归入此列。(社会科学报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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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欣 | | 1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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