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篇小说创作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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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激增是新世纪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杨扬：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激增。一个最直接的印象是，现在凡是写小说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写长篇的。原来一个作家从创作短篇小说过渡到写长篇，这之间的时间周期常常很漫长。像王安忆、张承志、韩少功等，都经过了多年的积累和尝试，才走向长篇小说的创作。但从1990年代开始，这种过渡的时间周期在缩短，一些出道不久的写作者都在尝试创作长篇。有那么多人在写长篇，不知道每年长篇小说的出版到底有多少？您是国内长篇小说研究专家，想在这方面听听您的意见。
雷达：长篇小说激增确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我们先来看看出版情况吧。在“文革”前17年，中国的长篇小说总共出版了370部左右；“文革”10年，虽然荒芜，但据统计，也出版了近100部长篇小说。
1980年代，每年长篇小说大致维持在80部左右，也就是说，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出版总数将近800到1000部。从1993年开始，情况突然起了变化，长篇小说出版激增，从最初每年300部，发展到每年500部，700部，到2000年年产几达1000部。新世纪这几年，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稳定在800部左右。也就是说，每天会有2部长篇小说出版面世。
杨扬：这样的出版规模，不知道有多少作品能够受到评论家的关注？
雷达：我曾对一些评论有过大致统计，从评论所介绍的新作看，每年大概有50－60部新作会有一些评论给予关注。
杨扬：这真是很残酷的事。作家费了很大的劲写出来，出版社又冒着经济风险出版了，但弄不好可能什么声息和响动都没有。那么，对那些受到关注的长篇小说创作，您看有些什么特点？
雷达：很难说有什么明确的、共同的特点，因为目前长篇小说的话语方式很不一样，不一样到难以归类。有通俗面目的，有纯文学面目的；也有纪实方式的，科幻虚构方式的；有历史、家族、乡土的，也有现实、个人和都市的，另外还有官场、私人生活、性爱和战争等方式的作品。总的说来，这种杂语的表现形态与新世纪文学的走向基本一致，新世纪文学有多复杂，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就有多复杂。这大概与1990年代以来人文姿态的分化，创作思想的多元，审美意识形态的走向世俗化、个人化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杨扬：您自己是不是认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呢？
雷达：从作品实际出发，我觉得有些特点是值得关注的。一是文化反思类。现在很多人都在谈文化，但我说的文化是指近些年长篇小说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作家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文化化处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都侧重于从文化上来把握和揭示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演化。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成一的《白银谷》、张炜的《家族》、周大新的《第二十二幕》、阿来的《尘埃落定》等，分别从家族、票号、工商文化、村社历史的文化渊源关系中来显示作品人物的个性、精神气质，这方面作品的数量相当大，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也很多。二是历史反思类。这主要指历史题材的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现在很多，但在介入历史的方式上彼此之间很不一样，基本是三种，即重塑历史、解构历史和消费历史。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这三种方式都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如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居正》、二月河的《雍正》，大体都属于重塑历史的方式，写得很厚实，他们的区别只有重史与重文的程度差异；李锐的《银城故事》、李洱的《花腔》解构历史的色彩就比较突出，属于明显的新历史主义话语；钱宁的《秦相李斯》、周树山的《生为王侯》等历史小说，可看性很强，包含着对历史过程中一些沉痛东西的思考。三是书写民族乡土的寓言性作品，如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等，这是一批艺术性强，有丰富想像力的作品，对这些作品很难归类，我想后面可以专门谈一下。四是先锋创作，尽管原来意义上的先锋派创作在今天已近尾声，但仍然还有一些作家作品表现得前卫，如麦家的《解密》、艾伟的《越野赛跑》、张远山的《通天塔》等等。这些作家不太满足写实的东西，他们喜欢在句式、表现手法上做一些试验，使文本有所变化，赋予作品以整体的象征和符号意义。五是都市话语在当代创作中逐渐被突现出来，形成了一些写都市生活很有特色的作家。如刘恒、王朔之于北京，方方、池莉之于武汉，张欣、张梅之于广州，叶兆言之于南京，冯骥才之于天津、贾平凹之于西安，王安忆、陈丹燕、唐颖之于上海。作家写作与某座城市之间开始建立起这样密切的关系，这是19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中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六是女性话语占据了比较重要地位。以往女作家创作也不少，但不像19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创作中这样强调性别意识和性别经验，像张洁、林白，陈染、徐坤，孙惠芬等女作家的创作，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们看问题和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把握，往往从原来那种无性的社会普遍状态中挣脱出来，进入一种女性视角来看待周围事件、人物和变动。这些作品对原来启蒙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常常采取一种不信任、解构的姿态，认为妇女解放仅仅是男性主宰之下的社会政治的一种权宜之计，喊了近百年的女性解放，但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所以，这些女性小说是非常注重重铸当代女性经验。当然，其局限也是明显的，如意念在先和过度自恋的倾向，往往束缚了女性作家向更高远的艺术目标发展。我觉得宗璞在这方面与一般女作家不同，她的《南渡记》、《东藏记》在艺术上显得很大气，如果说这也可以算作女性文学的话，那是另一路创作。
文化市场对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双重的
杨扬：您刚才对长篇小说进展的描绘，较多地讲了积极的一面，但从目前听到的一些批评意见看，长篇小说创作现状并不很乐观。具体地说，年产800部长篇，其中谈得上有文学价值的，只占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作家实际上是不具备写长篇小说能力的，但还是硬着头皮写，这么多人挤在长篇小说的创作空间里，是不是有什么文学之外的特别原因？
雷达：从文学的角度讲，一般人总觉得只有写出长篇小说，在文学上才有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习惯心理。但话又说回来，一个作家希望能在长篇上拼一下，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失败了，对自己也会有收获，至少可以冷静下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从市场经济的效益来讲，长篇小说具有潜在的商业利益。一部长篇，如果发行成功的话，其连锁反映式的商业利益是相当诱人的。不排除有些作家为了谋求经济利益，放弃自己擅长的笔墨，一味竞写长篇，这算是目前长篇小说激增的一个潜在原因吧。
杨扬：谈到文学写作的经济利益，我知道不少人会持否定看法，总觉得文学与金钱不能发生关系。但我觉得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光靠否定是不起作用的。在今天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不是有没有商业利益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问题在于同样是在商业利益的影响下，有的作品艺术上要好一些，而有一些则要差得多。从文学史上讲，文化市场的形成，稿费制度的实行，对作家创作未必全都是消极的。我觉得对今天的作家而言，一是要适应文化市场，二是要发挥自己的创造潜能。同样是有一个商业利益的驱使动机，为什么有的作家做得比较好，而有的做得就不成功？
雷达：是不是可以讲得具体些？
杨扬：譬如对今天的年轻写作者来说，为了维持自己的写作，经济上不能不有所考虑。另外，从出版的角度讲，大概没有一个出版社愿意出赔本的作品。好作品总会有自己的市场。我们原来讲的赔本出好作品，其实是一种神话。好作品是不会赔本的，特别是对小说这种世俗化色彩很浓的文体而言，作品总是拥有很大的读者市场。
雷达：你讲的这些事例是文学史上存在过的。目前中国的文化市场才刚刚起步，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方面还不太成熟。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家只知道商业利益这一方面，而忘记了商业利益是要靠过硬的作品质量来争得。不能粗制滥造，靠文字注水来糊弄人。我觉得目前一些长篇小说创作是存在艺术质量问题的。作家写得过于匆忙，这种痕迹在大多数长篇中随处可见。为什么不打磨得细致一点呢？市场经济将作家的写作耐心渐渐磨蚀掉了。当然，有时与出版社催稿有关系，形成一种恶形循环，自己也控制不了。这些年长篇小说在数量上是激增了，但艺术上是不是相应也进步了，实在难说。对个别作家的创作而言，甚至可以说是退步了。你说有没有这种情况？
杨扬：是的。不过，我感到面向文化市场的写作，是一种文学趋势。在今天，不顾市场需求的写作大概很少了，尤其对一些职业的写作者而言，尽管他们口头上还在说要坚守阵地，抵抗这个抵抗那个，但只是说说而已，一旦遇到出版发行、读者市场、写作周期、版权版税等具体问题时，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会不在意。只不过在意的程度不同罢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影响。有的作家写不出东西，硬着头皮每天坚持要写几百字。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勤奋，但也可以视作是市场压力。他如果不写，用不了多久，出版市场就会被其他人的作品所占据。文化市场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此，这个空间总得有人去填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曾听一位作家说起过，有人劝一位知名作家少写一点，但那位作家很明确地回答：如果我不这么坚持着写作，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言下之意，市场的影响无形中还是对这些作家起作用的。
雷达：文化市场与长篇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将是未来一些年里中国文学发展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一下子也提不出很成熟的想法，但我觉得长篇小说发展既要顾及市场，也应该讲究艺术质量，否则，长篇小说在近些年不会有太大的长进，膨胀起来的市场也会慢慢萎缩下去。读者毕竟也不是好糊弄的。有时，一些做广告批评的人可以将某部作品阐释得玄而又玄，但读者是不会理会这些的，作品不好读，没有意思，渐渐地会失去自己的读者。所以，市场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没有包装，没有命名，作品难以畅销，另一方面，光有这些，还不够，创作要靠文学的内涵起作用。但现在广告诱导阅读，阅读跟着广告走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像美女作家系列、奶酪系列、“哈里?波特”系列、“废”系列，反贪系列等等，都有广告的成分在其中，这也是图书营销不能不有的，但文学创作毕竟不是商业营销，有自己的规范。
长篇小说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
杨扬：近些年对文学创作的社会批评意见比较多。跳出文学的职业圈子，从社会的普通读者的角度来审视目前的长篇小说创作，大概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记得有一次参加文学评奖后，我与一位哲学研究者和经济学研究者闲聊，他们对不少文学评奖都持批评态度。说你们搞文学的人所推举出来的优秀作品，精神含量实在太低了，与其他学科的探索相比，思想和精神境界上差一大截。这当然是一种感受。但我接触到的文学同行却有不同看法，较一致的是认为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在写作技巧方面是较之“新时期”小说创作，有很大的进步。但为什么阅读感受上有时反而会感觉“新时期”某些作品更朴实动人？
雷达：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作。从普通读者的阅读角度看，当然是希望多读到经典的东西，而且古今中外不少经典作品摆在那儿，要超越它们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对当代作家的创作要抱着一种理解的态度来接受。有些当代作家虽没有达到经典作家的创造境界，但创作上有特点，甚至对某些审美探索有自己的心得，这就不容易了。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总体上讲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读者和写作者都希望有一种新的作品出来，而这种作品从格式到表现的思想内容都是焕然一新的。这种愿望当然好，但真正实现起来却有一个过程，这需要很多作家的智慧和探索才能完成的，对作家的这种文学探索，读者的理解力也是需要考验的。毕竟很多文学试验不是一下就能被接受的。
杨扬：我很能体会您的这一看法。您很了解目前国内一些作家的创作情况，这与外界一般的印象式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写作与以往写作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新世纪的长篇小说的写作是面向未来的，它不是以往创作经验的集大成者，而是21世纪文学经验的探索者和开启者。在这样一个草创时期，过度要求作家写出所谓的经典作品，是不切实际的。有的人批评当代中国作家缺乏想像力，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中国作家都没有想像力，中国作家的想像力不会比同时期的外国作家差。对现实的批判力和思想的深入程度，我想也未必都比国外的作家差。只不过需要时间和耐心，也需要一种良好的氛围和批评空气。
雷达：前面我曾说到新世纪以来，有的作品很难归类，像莫言的《檀香刑》、雪漠的《大漠祭》和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等作品。这些作品当然不是说多么完美了，但它们所显示出来的作家的创作才华和探索方向，却值得关注。这些作品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叙事上的“中国心情”和中国作风，甚至既非传统的现实主义，也非现代主义。“新时期”以来，不少作家曾写出有影响的作品，但有些作品模仿外国作家作品的痕迹还是存在的。有时读到一部新作，会很激动，觉得这是非凡的创造，但过了一段时间，又会发现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里看它们并不新鲜。莫言的《檀香刑》是很自觉地与外来创作路数相抗衡的。他采用的那种狂欢式的表达方式是中国民间的东西，是山东一种叫猫腔的地方戏神韵的转化，这与西方的狂欢理论背景下的创作不同，它是本土化的。一个作家能够这么有意识地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提取创作资源，同时眼界和感觉方式又具有时代感，这是创作个性成熟的表现。这类现象如果摆在近20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历程中来看，就会体会到小说写作在哪些方面是有所进展的，进展达到了何种程度。我们应该关注某些最新最有意义的小说进展。笼笼统统、含含糊糊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对一个从事具体研究的人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另外，像城市题材在当代长篇小说中异军突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信号。以往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农村题材和社会政治题材方面，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不是很多，公认的优秀之作更少。但1990年代以来，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品一下多起来，甚至是写农村生活，也不再是停留在封闭环境中来展示，而是在城乡对比过程中来处理。像贾平凹、莫言以及孙惠芬、刘醒龙等作家，他们笔下的乡村都是受到城市生活辐射影响的农村。城市生活对创作的影响，不仅仅是题材方面，其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审美价值观念、文学格式、表现的重心和作品的传播方式等等，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文学中这方面的份量会越来越重。（雷达：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杨扬：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本版摄影徐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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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 杨扬 文学报 | | 1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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