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灾难时代的尊严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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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纪念
还在我非常年少的时候，每当我在饥饿之后狼吞虎咽的时候，我的母亲或父亲总是骂我“象是饿死人年阵出生一样”。我并不知道饿死人年阵是哪一年，于是在我识字上学以后，就去历史书上查找，但说的都是秦朝末年或者唐朝末年。于是，我就以这样的结果去向我的父母求证，但他们并不知道什么秦朝和唐朝，他们说，饿死人年阵就是六零年。当我再次走向历史书的时候，我发现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历史是如此的疏忽和大意，竟然将这样的“自然灾害”说的是如此的闪烁其辞，以致我一直以为，大概就是下大雨发大水造成的灾害吧。再后来，直到我读到了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锺的故事》，我才直到那时的一个概略情况，大概与自然灾害有关，又似乎无关。再后来，我读到了钱刚的有关六十年代初期的社会情况的报告文学，我才知道，那不仅是天灾，那更是人祸。只不过这样的人祸长久以来被人有意地忽略，有意地掩盖。对于一段历史的知晓经历，引诱着我对那个时代人的进行臆想。我想，我的臆想已经接近于文学的想象了。可惜，我没有进一步地去发掘我的父母辈们的记忆，因此这样的臆想似乎已经成了我阅读文学作品的一个情结，——一种对于饿死人年阵的近乎病态的关注。
当我读到许春樵的中篇小说《天灾》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臆想被验证了，但很多的情节事实还是出乎我的意外，那是一种令我受到震撼的事实和由此带来的灵魂被刺痛的感觉。
小说采用的是新历史小说的叙述语调，作者将愤怒压抑在语言的深层，以富于诗意的长句子讲述着我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所经历的饥饿和血腥，诗意之中潜藏着反讽。
“天灾”这一词汇的原初意义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描述，但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它却是一个政治学名词。作为一个文化能指具有多层次的涵义。在政治学领域，它表达的一种政治策略。因此，天灾并不是对自然现象的客观描述。其特点可以是名副其实的，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名与实的分离，即能指与所指的分裂。表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某种事实形态的掩盖。但，哈贝马斯在谈到民间文学时曾说，民间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往往以反讽和颠覆面目出现。在一个公共的话语场境中，公众对这样的表述保持着内心的清醒和拒绝，但是在话语中又保持着认同。这是又一重分裂。人，作为一种生物，一种高级的能够思想的生活，他具有精神和躯体的合一性。当灵魂脱离躯体的时候，灵魂必然要追求对躯体的回归。不然，躯体会死，灵魂也会灰飞烟灭。话语也是如此，能指假如长期脱离所指，也必然导致话语的死亡。在所有的话语形式中，文学话语可能是最惧怕这样的灵肉分离状态的，因为它是最鲜活的，当然也是就最脆弱的。因其脆弱，而寻求生命感受也最为急切，所以在许多的时候文学话语会以各种方式冲破禁忌。
文学话语冲破禁忌的手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直接的，袒露的，也可能是象征的，间接的。而许春樵的小说《天灾》则采用的是后一种。在《天灾》中，天灾的人文原因被虚化，于是成为一种远距离的背景，其手法类似于中国画。因为政治层面上的文化禁忌，作家不能或者不敢近距离揭示天灾的本相，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因此，我想《天灾》这部小说有点文不对题。它一点儿都不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不过话又说回来，后者是报告文学，体裁的性质使作家没有办法回避，没有办法不作直接的表述。
“天灾”的背景虽然被虚化了，但是人却不能被虚化。于是作家就把人推到了最前台，叙写在“天灾年代”中的尊严和良知，严格来说是利用天灾来锻炼他们的尊严和良知。
《小说》在1994年第5期在发表《天灾》时，于刊前有一段介绍性文字：“这是一部交叉描绘历史与现实的中篇小说。历史的部分，以1960年安徽某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再现了那场浩大严重的天灾给农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以及不堪回首的心灵创痛。现实部分，则通过居住在南方某大城市的一对婆媳，揭示两个时代两种境遇所造就的水火不相容的尖锐矛盾。历史是现实的基础，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从这样说明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在叙事层次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历史层面，即“三年自然灾害”中我父亲与我皖东故乡的人们为“米”而或死或亡的故事。书写历史的苦难是《天灾》的最重要的部分。作品中我的皖东故乡的父亲母亲和姐姐弟弟们在动听的标语和口号中成批地死亡，触目惊心。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即“天灾”揭露和展示，新时期文学的早期曾出现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但这部小说在着力塑造李铜钟的高大形象的时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真实的灾难状况的披露。而《天灾》则在一种反讽的语调中展现了故乡的父亲母亲们面对死亡的挣扎和心灵的动态。灾难的描写中洋溢着人道主义的深切关怀和不尽的愤懑。正是这一点使许春樵的小说与新写实和所谓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犬儒主义”显示了绝大的区别。就是《天灾》中的父亲虽然他在执行上级命令的时候显得残酷和没有人性，但是当全大队都在饥饿之下得了黄肿病的时候他没有对瓦罐和粮食的收缴，在显示他特有的公正和无私之外，柔柔的人道情怀油然而生。
在有关我父亲的故事中，同时包含着数个平行的故事：除了我父亲对粮食的关注和故乡人们的死亡外，还有土高炉、报纸和标语所暗示的政治高压和愚弄所构成的意义，这样的意义是潜隐的，在狂欢般的讲述中昭示着父亲们悲剧的原因。而其中的老人们在阳光明媚和饥饿之中编制着绳网的情节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幸福的阳光洋溢在老人们的脸上，而死亡的气息在他们浮肿的躯体旁游荡。只有阳光是无私的，消磨着美好的阳光生命走向消失。阳光似乎是“我的父老乡亲们”正在织着的裹尸布。这是一个令人恐惧和战栗的象征，是典型的马尔克斯式叙述。但不去织裹尸布，“我的父老乡亲”和“我”又能怎么办。
同时在故事中又包含着次一层次的叙述，即现实层次。在有关现在时中的我母亲的故事中，是“我”母亲的发神经和“我”的妻子及其女朋友的奢侈。先不说母亲的发神经，而说“我”的妻子和她的女友们。这是一些活动着的遗忘的符号。“我”妻子和她的那个自己送向德国人床铺的女朋友是欲望化的现实的符号。她们是父亲时代的反衬物，也意味着对于天灾时代的遗忘。强制性的遗忘和自然时间对记忆的销蚀同时存在，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鲁迅在段其瑞政府屠杀了大批的示威者的时候，用文字记录了所发生的一切，他想以文字语言抗拒这样的遗忘。虽然他感受了到了这样的抗拒是无力的，但他还是那样的不屈不挠。他成功了，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记着三一八惨案。许春樵也有着与鲁迅同样的恐惧感，所以在本文中，他反反复复面对这样的遗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阻止遗忘的企图。城市的身份使她们远离了历史，当然就对这样的历史毫无同情心。这里有着某种程度的理所当然的成分，但对于亲历着这却是非道德的，因为它没有由“我”和“我母亲”的人生经历爆发出巨大的同情和刻骨铭心的理解。因此，从叙述者的立场，当然是值得谴责的。假如把“我”妻子的行为拉入历史场境中，这样的情节似乎在暗示在时间正在对一种巨大的灾难忘却。这样的忘却当然是耻辱的，因为那历史曾是人类巨大的隐痛所在。忘却这样的历史人类的尊严何在？而良知又何在？
本文中的“我母亲”是历史对现实的延伸，她的生活习性——见到掉落的饭粒子就发“神经”——正是历史隐痛的现实显形，母亲的行为对现实的人们显然是提醒当然也是时时的对历史疮疤的无情的揭抠。还有“我”作为过去的亲历着和现实中的生活着，历史的噩梦已经成为潜意识中的悸动。而又被历史的夹缝所挤压，而苟延残喘。这是一个知识主体的现实处境的素描。
这众多的线索相互交织形成互补、映照和对比，使《天灾》在结构本身就显示出暗寓和象征的艺术功能，那些作者在现实政治禁忌中或从艺术的角度不便表达的意念，都在这富有张力的结构中得到多层次地展示。
在《天灾》的最后，作家写道：“大雪掩盖了所有的道路、河流、坟墓以及历史的面貌，在寂静无声的雪夜”。但作者在感受着话语禁忌的巨大的掩盖作用的时候，还有着不屈的欲望，这就是对这本掩盖着的本相的发掘，正因为如此，许春樵才模仿着鲁迅的笔法，在“天灾”过后让“我家的黄狗偶尔叫一声”。正是这条侥幸渡多了“天灾”的狗的叫声，才使坚实的掩盖时时有被洞穿的可能。
历史在时间中被销蚀，但在许春樵《天灾》所展现的文学性场境中，我能够与我的父辈一起经历和体验那个所谓的“天灾”时代，当我目睹了我的父辈们的尊严和良知在秩序和现实灾难之间倍受煎熬的时候，我的良知也感受着同样的颤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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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保 | | 12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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