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性不足的当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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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过分狭隘地理解“苦难”这个词语本身，那么至少可以说，当代中国最富有审美思辨性、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无疑就是那些在历史和灵魂世界敏感地捕捉当代人类心灵困苦的作品，比如《白鹿原》《长恨歌》《尘埃落定》《心灵史》《务虚笔记》《活着》《日光流年》《凤凰琴》《怀念狼》《丑行或浪漫》《檀香刑》《中国一九五七》《周渔的喊叫》《青衣》《出去》等等。即便是那些屡为批评界和读者诟病，展示青年亚文化的病态美感和颓废美学的后现代文化叙事，在他（她）们怪异的生活方式和与众不同的艺术经验后面，裸露的也是他（她）们特异的苦难感受和尖锐的生存事实。这表明文学是无法拒绝苦难的，只有深度切入人的情感和心灵的文字，才能给人们带来美学震撼。
但是对当今文学加以仔细审察，我们将不难发现，尽管当前文学繁复的苦难叙述深含意味地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富的痛苦”，但是它离我们所寄身时代的现实苦难却是有着相当距离的。虽然自八十年代始，“新写实”、“新现实主义”、“官场小说”等艺术实践，表面上看无不密切联系着当前现实生活，叙写普通人们日常生活的焦虑与贫困，或者直逼资本时代权力欲望对人性的重要考验，但其实谁都知道，作家们真正的兴趣并不在揭示和描写现实本身，他们只不过是在某种被充分时尚化的“思潮”裹挟下，借助“现象性生活”（别林斯基语）来建立自己的写作根据而已。这从他们浮光掠影的生活扫描、颇具整体性的创作风格、隔岸观火的远距离冷漠叙述语调上是不难看出的。一旦这样的“思潮”如风过耳，他们对“写实”、叙写现实人生苦难也就了无兴趣了。更多的作家在经营他们的“重大”苦难主题时，是绕过现实和实体世界本身的。他们对苦难的情感体验和心理经验的描绘不能说不入木三分，然而却鲜有时代的温度和触及现实的深刻力量；他们在把握社会部分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所面临的精神难题时不能说不深刻独到，但是他们对当代社会广泛劳动阶层的生存状态，被挤压到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命运、挣扎、呼告却始终视而不见。文学看起来更像是悬浮在社会上空、远离大多数人生活经验的一尘不染的洁净体。
当代作家的苦难叙事隐含着对现实矛盾的强烈规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拒绝生活，走向玄妙的形而上学思辨。苦难不是被生活证明的，而是先存于作家们的意识之中的；作家们不是从生活出发去对苦难加以发现、审视、描绘，而是从预设的苦难出发，在观念层面对苦难进行思辨处理。如鲁羊《出去》中的马余，就是先想到“出去”这个词语才发现生活的不堪忍受；东西《过了今年再说》和贾平凹《怀念狼》等，也是在假定的“世纪末预言”和“人类精神力退化”先在前提下展开苦难叙述的。二是拒绝社会，走向抽象的自然人性。经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性论对非人性论的反动，当代文学在“人”的处理上无疑获得相当大的自由度，但是许多作家却物极必反地走向泛人性的沼泽。在揭示苦难起源上，人的社会属性往往被抽空，而自然本性、抽象的人性却得到极度彰显。这在那些铺写欲望对人的奴役的当代小说中是非常明显的；有些反腐题材小说在对“官员”腐败心理本质的艺术揭示中，往往也把腐败行为简单归结为人对财富追求的欲望化本能，或“善”与“恶”的本质对抗的加减法则，从而把“贪污”彻底“人性化”，轻松隔开了对现实的必要追问。三是拒绝普遍，走向纯粹的个体本位。在当代文学宏大叙事解体后，描写外在现实、参与现实在许多作家那里似乎成为“不真实”、“虚妄”等的对应物，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甚至还具有“大一统”文学的历史暗示作用，所以不少作家决然返回个人内心世界和自我生活。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有个人所经验的、体验到的一切，才具备可靠的真实性。在这种“真实观”的主导下，诸多作家宁愿去写身边的生活琐象，写个人的小悲小喜，甚至是从事过于隐秘的私性生活和五花八门的感官叙事，也不愿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沉痛和大多数人的苦难。四是拒绝当下，走向荒冷的历史。在断然拒绝对“大时代”发言、对尖锐的现实存在发言之后，作家们转身即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有些作家以抽丝剥茧的精细叙述，对历史事件、人物还本归原；有些作家耽湎于解构“红色正史”，以人性苦难去证实历史的苦难真相；有些作家投向颇具神秘意味和蛮荒色彩的民间文化，在把玩和品赏中流连忘返。他们宁愿花费大量精力去为古人“平反昭雪”，却不愿意为现实人的命运担忧；他们愿意用所谓的当代意识去“激活”历史，也不愿意用他们从历史中获得的文化哲学精神来审视当代生活、审视当代人的基本命运。
以上所说的几个方面当然不能说就构成了当前文学苦难叙事的全部，但无疑却是有相当普遍性的。对作家们的这些创作取向，我们或许不能加以过多的指责，因为他们毕竟在不同的领域奉献出许多堪称优秀的作品。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时代的作家普遍表现出对当代现实的冷淡和坚拒，当代人不写当代人的苦境、不去关心自己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怎么说都不是正常现象。只要看看这些年来那些稍具影响力的作品，那些获得各类奖项的作品，究竟有多少是和当代现实相关的，究竟有多少直面现实介入当下的，究竟有多少是在关心着现实人类存在基本境况的，就知道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
当代创作出现大面积逃离现实、漠视大多数人苦难的倾向，我们可以作出很多解释，但主要我认为还是与以下几种因素相关：一是作家潜在的惰性意识和哲学思辨能力的匮乏。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的现代性重组过程中，社会层次分化、各种矛盾和冲突异常复杂和尖锐，使得人们真实地把握世界变得异常困难。在这种文化拼盘式的混杂状况下，如果作家们要介入现实，必须要在思维上做艰深的努力，清理大量的现象性存在，才能深触现实的底部。这或许是许多作家知难而返的重要原因。虽然从当代创作的情况看，我们似乎不必对作家们的审美思辨能力加以太多的怀疑，但是当大多数作家面对现实问题都闭上眼睛，专注于内心高蹈的纯哲学思辨时，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们所谓的思辨只是纸上谈兵，是无法穿透现实、无法面对现实后的自我逃避；二是作家们普遍缺乏悲悯情怀和同情意识。正像有些人所指出的，当代社会分化中，我们的作家大多步入“中产阶级”阶层。这样的位置，既客观地决定了作家们很难真正去了解底层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无法真正站在他们的立场，对他们的苦难和不幸加以同情理解，同时又很容易培养和发展出作家自身的阶层趣味和生活情调，从而造成他们和社会大多数人在空间、情感、心理上的多重距离。尤其是在“再现现实”这种文学制度性思维被打破后，创作纯粹是作家自己的事情，那些成名作家，更多思考的是艺术上的自我突破和如何将自己送进文学史的问题，而未成名作家，则面临如何“正名”的问题，多数年轻作家选择的是以新、奇、怪、巧取胜，或者是以文坛上的“跟风”取胜，而不是被他们视作老生常谈的“关注现实”；三是文学伦理和道德精神的崩溃。如果说在启蒙时代，知识分子对现实还普遍怀有“问题”眼光，对国民还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和关切，从而发展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治疗性”文化和批判性意识，那么，在启蒙话语失效的当下，知识写作者如何面对现实说话，如何对人民发言，以什么姿态、在怎样的话语关系结构中去发言，这一切的确都还没得到很好的解决。这种话语层面上的难言之隐，或许是作家们干脆保持沉默的一个不便宣示的理由。
在社会急遽变革和当代人普遍陷入价值迷茫，需要以文学看清自己生活时代的真相，在复杂的现实中寻找到自己，期待从艺术审美世界去获取精神慰藉的时候，我们的文学难以应声而出施以援手。如果说现实生活是人升腾起生命的诗情和艺术构想的重要基石，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苦难叙述无疑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基石。文学的现实性严重不足，作家缺乏大悲悯，致使我们的文学苦难叙事从整体上说缺乏道德沉痛感和审美的现实冲撞性。我们的苦难叙事普遍存在对苦难的泛化、软化、俗化等艺术倾向。有些作家虽有涉及底层生活，但对底层生活缺乏真切体验，叙述把握上力有不逮，只能是以“农民真苦”、“下岗工人真苦”等草草收场；有些作家对苦难的内部展示可谓精雕细琢，然而却无力对苦难加以美学上的提升，无力为人物的苦难命运出示一种合乎现实必然性的解决办法，最后只能以幽默、反讽等形式，或在命运的无奈感叹中自行消解苦难的沉重性；更多的作家因为缺乏现实感受，往往是在虚构和想像中来从事苦难的故事化，因此叙述上难免会落入俗套，苦难大多被纳入诸多媚俗的话语，比如性、暴力、权力等等叙事之中。我们应该对这些倾向加以检讨，但更需要对文学自身加以深刻检讨。（文艺报200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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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欣 | | 12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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