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戏剧的文学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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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新秋先生商榷
张新秋先生在今年１０月９日的《文艺报》撰文《防止中国戏剧的‘白领化’倾向》（简称张文）就今年９月４日《文艺报》发表的廖奔先生答记者问的《戏剧的终极呼唤》（简称廖文）谈到的“开掘戏剧的文学深度”问题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戏剧历来是属于大众文化艺术范围的，它的特质不在于内容的深邃，而在于善于表达民心民趣，戏剧家总是以民俗的眼光和情理去演绎故事，力戒故作高深，即使那些很严肃的题材，也讲究内容晓畅，风格亦庄亦谐，“事实上，观众坐在剧场里，最吸引他们的是戏中人物的命运和富有情趣的情节，而不是什么宏大的理念”，“夸大‘开掘文学深度’在戏剧艺术中的作用，将有可能重蹈图解概念的复辙”。不难看出，张先生主要担心的是“夸大‘开掘文学深度’在戏剧艺术中的作用”，会“重蹈图解的复辙”。应该说担心“重蹈图解概念的复辙”没有错，但不应该去反对“开掘文学深度”，因为要避免“重蹈图解概念的复辙”，恰恰需要努力开掘“文学深度”，而且除此别无它途。文学，人学也。开掘文学深度，即开掘人的深度，而开掘人的深度，最重要的是要逼近人的心理层面。且看廖文中对《哥本哈根》的评介：“把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对人物心灵的剖析上”，“把人物心理流程处理得明白清晰”，“把一位特殊环境下无法正面表露心迹、又陷于极大思想矛盾中而进退维谷的人物，他的犹疑、惶惑、徘徊、痛苦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刻画得惟妙惟肖。正因为这些，这台理性色彩浓厚的戏方能吸引背景相去甚远的中国观众，当然主要是知识层的观众”，“关键在于戏剧的关注点要始终放在对人的关怀上而不是它处”。这里所表述透析的即是“文学深度”，因为它把关注点“始终放在对人的关怀上”，由此也与形式主义和图解概念等分出了泾渭。张先生所说的“民心民趣”，都是人文景观，正是文学所要努力表现的，对此表现得越真实越深入，越具有文学深度，也越能远离“重蹈图解概念的复辙”。廖先生谈开掘戏剧的文学深度时，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为例，而这个例子明显就是张先生说的表达“民心民趣”、“以民俗的眼光和情理去演绎故事”，“风格亦庄亦谐”的。这也说明廖先生没有把“文学深度”，归入张先生所说的“宏大理念”的范畴。人们基于极“左”时期文艺创作中“政治概念化”泛滥成灾，一提“深度”，就担心“重蹈概念化复辙”，殊不知文学的深度，正是“政治概念化”的克星。因为文学的深度，最终要归结为形象的典型化，真实人生的深刻反映。文学的深度自然也包含思想的深度，你要深入地表现人生，能不思考吗？你所表现的作品中的人，能没思想吗，这些理性的东西是文学甩也甩不掉的。关键是要从真实的人生出发，让思想倾向通过人物情节自然流露，而不是外加上去的，一句话是文学的深度，而非概念的演绎。“文学深度”可以包含“思想深度”，而“思想深度”却不能包括“文学深度”。一个作品没有思想深度，可以成为“精品”，却难以成为“力作”，但如果没有文学深度，就只能成为概念化的“糙品”了，而只有具备文学深度，才有望成为精品力作。不能苛求每个作品都是“精品力作”，没有“思想深度”有益无害，受观众欢迎的作品，也应该受到鼓励。为了避“概念化”之嫌，什么“深度”也提不得，却是因噎废食，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鲁迅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个“深”应该就是说的“文学深度”。
张先生不赞成廖文中所说的“成功的戏剧作品，都在努力开掘文学深度上下功夫”，可谁能举出一个成功的戏剧作品是没有文学深度的呢？而且有文学深度的成功的戏剧作品古今中外却是不胜枚举。就中国而言，古代的如《窦娥冤》《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等，现代的如《雷雨》《茶馆》等，这些成功的经典之作，哪个是没有“文学深度”呢？这些作品不也都曾赢得它们那个时代的观众吗？只要是真正的“文学深度”，而不是“故作高深”，最终都会赢得观众的。“文学的深度”也并非高雅严肃题材的专利，通俗作品同样可以具有“文学的深度”，所谓“寓雅于俗”，“大俗大雅”就是。像现当代剧作家创作的《朝阳沟》《七品芝麻官》《徐九经升官记》等，就是颇具“文学深度”的通俗剧目，这些剧目雅俗共赏，久演不衰。一味低俗、浅薄化未必就能争取到广大观众，特别在今天更是这样，这一点下面还将谈到。
张文中说“我们常常慨叹于大量戏曲传统剧目中的文学含量不高，但为什么那些出自具有现代文学素养的编导者之手的剧作，反而比我们所指责的剧目更少人缘呢？”大量戏剧传统剧目，由于不能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观众越来越少却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不少表达“民心民趣”的传统剧目，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民心民趣”，除了在中老年中还有些市场，青少年观众多不买账。剧团难以为继，举步维艰，只能“慨叹”今不如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还将每况愈下。不要说传统剧目，就是前几年比较热的专事搞笑的通俗电视剧，如今也不那么热了，倒是一些颇具“文学深度”的严肃题材的电视剧，收视率颇为可观。据说在美国，高雅严肃题材的电视剧，要比通俗电视剧收视率高得多。《哥本哈根》在世纪之交的国际剧坛引起相当大反响，许多国家争相上演，形成一股人称“哥本哈根现象”的潮流，也是一个明证。应该承认中外观众审美上有差异，但也不能绝对地说，外国人喜欢看“深”的，中国人就只喜欢看“浅”的，外国人能吃肉，咱中国人就只能吃白菜萝卜。
当今中国的“民”在变，“民心民趣”也在变。农民已非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工人已非“斗大字不识半口袋”的工人。９年义务教育的实行，电视的普及，众多艺术形式的争艳斗丽，使国人的文化素质和审美情趣不断提高更新，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虽然还没达到“白领”，但在文化素质审美情趣方面越来越靠近“白领”。随着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这种情况将会更加突出。中国戏剧也应与时俱进，努力推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才能适应当代日益提高了文化素养的国人的审美需求，这既具有前瞻性，也是具有现实性的。（文艺报 200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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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月亮 | | 11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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