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意识匮乏的当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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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文学底层意识严重匮乏。
放眼文坛，处于风潮内的众多文学作品看似对于中国现状的真切表现，实际上不过是对于种种都市时尚生活、时尚感受和时尚人生样式的描述。从“上海宝贝”到海外的“九丹”、从校园中的“桃李”到白领阶层的“作女”、从“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到“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层出不穷的这类作品价值立场、生活内容、审美情趣各不相同，但创作者审美观照的焦点和艺术思考的心理兴奋点，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一言以蔽之，即“时尚生活、小资情调的自我感受与写真”。写作者们津津有味地展开着富有阶层的糜烂颓废、知识者的软弱伤感、“新新人类”的骄纵迷惘，体贴入微地宣泄着富足者更高生存意义缺失的挣扎与迷乱，而且其中的优秀者往往文笔精巧凄美、情韵细腻周密。因此获得了不少共鸣和好评。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来看，这种表现当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具体文本本身也各有其程度不一的生命体验与艺术描摹方面的特色。但是，这种浓墨重彩地描述时尚生活的背后，却掩盖了对于那些真正能体现时代之重、也能促使中国文学更有作为的严峻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艺术揭示。试想，在这辽阔的、文化和生活内涵异常丰厚的古老国土上，在历史进程异常恢宏而艰难、社会矛盾异常复杂尖锐的当今时代，中国最深层的社会现实，难道真就只是这么一幅景观吗？中国社会最紧要的，难道真就是这么一些问题吗？可以说，这类创作吸引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实际上恰恰显示着当今文坛思想视野的狭隘、思想基础的浅薄与轻飘，它们在反映我们时代面貌方面的代表性，其实是大可怀疑的。
另一类以 “反腐”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正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并在批量生产着。初看起来，这类作品似乎确实展开了较为雄健广阔的生活面，也蕴涵了创作者严肃的政治使命感和严正的社会责任感。但仔细琢磨我们即可发现，它们不过是标举反腐败的民意这么一个自然是绝对正确的思想理念，在一个侦破或曰公案小说的情节模式中，从另一个角度、以另一种风格，展示着与时尚写作相似的生活内容，即中产阶级的生活场景和权势群体的腐败堕落。在这些作品中有清官、有斗士，但我们却很难看到他们与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层面上的血肉联系，更难看到灯红酒绿和腐败堕落的背后普通老百姓所承受的生活和付出的代价，民众的真实生活情景，在作品中实际上处于缺失状态。以至在类似的历史题材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到与此类似的描述和表达。那么，这些自以为反映时代问题的作品的时代特色在哪里呢？而它们与类似题材的港台片相比，除了主人公身份和特意显扬的意识形态口号，叙事模式和深层内涵的差别又在何处呢？不能不说，这都是该类作品难以直面的问题。于是，这一类作品对于政治和道德意念的宣扬，就不能不显得浮泛、单薄乃至概念化。
近年文坛其实也有不少以中国底层为描述对象的作品。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某些以写实见长的作家所写的纪实性较强而艺术质地较差的作品。从梁晓声表现贫困学子出卖青春的《贵人》等小说，到尤凤伟揭示都市民工生存状况的《泥鳅》，都属这一类。它们的局限在于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猎奇揭秘的色彩和对于上等人邪恶背后的孤独的体谅与宽容。与其说这是对人性复杂性的体察，不如说它恰恰体现出创作者对于底层人真实心态的隔膜。另一类描写底层特别是乡村民众生活的作品，则常常是在开掘地域文化底蕴、寻求恒常之美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把底层生灵的生命状态，当作了一种文物考古式的观察和剖析的对象。他们似乎是在揭示底层，但揭示的却往往只是底层古老的、已经缺乏生命活力、与底层现实缺乏联系的侧面。那些“老中国儿女”的形象、散发着腐烂气息的生活和审美情调，不关现实底层痛痒的“非功利”化的描述，实际上暗含着创作者对于当代底层生活的漠视，显示出一种以高远姿态出现的、未能与底层息息相通的精神歧视、情感冷淡的心理立场，它们从更深的层次，体现出创作者底层意识的匮乏。不少这类作品都写得圆熟独特，但是，它们要真正获得从中国现实社会的波涛奔涌的深层出发而形成思想与艺术的突破，却是难之又难的。
与此相应地，占据当今荧屏的主流画面，多半是漂亮却千篇一律的都市现实生活和腐朽而富贵堂皇的古代宫廷生活，漂亮而缺乏内涵的面孔、漂亮而时尚的场景、轻佻而缺乏个性的对话。总之，缺乏底蕴的外在的漂亮，构成当今影视流行的美学品格。“不上镜”的底层特别是农村生活画面，则处于摈弃之列。
这种现象甚至构成了一种强势的时代精神趋势，不仅遮蔽了中国社会的内在真相，而且正培养着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由于商业文化运作规律的支配，这种种作品又出现了大量的复制与再生产。于是，一方面感慨不断出现的文学作品缺乏从中国社会深层锤炼出的思想与审美的震撼力，另一方面却又无法也无人愿意逃脱既定话语模式的束缚去另辟新路，就成为了我们时代特有的畸形现象。
形成这么一种文学局面，最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创作者本身生存状况的局限。活跃在当今文坛的，主要是两类作家。一类是业已成名且生活相对优裕的中年乃至接近老年的“著名作家”，另一类则是一直作为“时代骄子”读书就业、浮游于社会优越位置的“才子型”文学新秀。前一类作家往往其实是有着自己的观念和思考，对社会、文化和人生也是领悟得较为透彻的。但是，他们多半只孜孜以求地致力于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行，以期通过转换和升华，攀登上文学和文化的高峰，已无余力、也怠于重新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瞬息万变的底层，即使走马观花式地打量一番；他们业已基本固定的思想和美学建构，也难以容纳和消化以种种复杂的新面貌出现的中国底层的信息与内涵。另一类才子型文学新秀，则不过是从学校到机关和公司甚至是从学校到学校，他们看起来也许在不断地变换生活，实际上人生的领域和空间都是相当狭窄乃至封闭的。这一类作家往往有才华、有艺术的灵性，对当今世界的文学和文化的信息了解得较为广泛，对同类人生存状况的体察，也还算细腻、敏锐。但是，对于曾与他们一同前行却至今尚劳苦于中国底层的“人生失败者”的实际生存状况和真实心态，这些生活的顺遂者又哪里会认真地去尊重、慎重考察并加以认同呢？他们又怎能悟透“纸上得来终觉浅”这种其实是很平常的道理呢？结果，以他们狭窄的人生体验和年轻的生命感悟，再加上“才子气”的自以为是、一挥而就，作品怎会具有丰沛的底层意识和厚重的历史内涵呢？
其次是观念的误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因为对于现代化的向往，形成了对西方最新的文学、文化思想乃至审美境界和生命体验的趋同心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浪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文化全球化可能性的信任，更使这种趋同心理理直气壮地表现出来。但是，对于全球化、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所可能构成的思想的误区，不少人则缺乏全面的思考和足够的警惕。而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观察和描述时代新信息为创作主要目标的创作心态，更使他们从思维观念层面认同了这种合理性，以为这种对于时尚生活的描述，才真是把握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敏感的脉搏。结果，由“现代化的陷阱”所构成的底层意识匮乏的状况，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重要的精神趋势。
再次是认识的偏差。比如种种时尚化写作的产品，并非没有自我真诚、痛切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实际上，它们往往是就是创作者人生经验的写真。但是，个人的体验并不等于历史的全局，某些个人曾经为之欲死欲活的一切，从整个时代历史进程来看，也许其实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有可能只是无病呻吟而已。而且，即使纯粹的个人体验，也有深层和表层、狭隘与博大之分。所以，如何选择与时代精神底脉息息相关而且确实散发着生命本原意识的体悟，去除那些瞬时性的情绪和感受，就是一个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事实表明，时尚文学的写作者们，恰恰未曾进行这种艰苦的区分和选择。这当然就既无法深入到时代的底层，也难以触摸到生命的底层。
但是，任何社会最深厚的底蕴、最深刻的矛盾，恰恰都蕴藏在底层生活之中。而一旦超越时尚性的文学和文化语境我们即可发现，当今的中国也同样如此。国企困境、“三农”问题、基层危机、弱势群体的懦弱与无能，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构成了任何“时代强人”、英明举措乃至体制变革都无法解开的死结。其中该有着多么鲜活而丰厚的文学矿藏！哪里是一点点时尚生活所能象征、代表和深刻揭示得了的呢？中国的底层生活及其内涵与时尚生活的关系，就像新近搭建的几座漂亮的楼阁与作为其基础的、业已存在千百万年的土壤的关系一样。当今大量的作家描述的，不过是暂时能给人以新鲜感的地表的楼阁，而一个真正胸襟开阔的作家、真正有作为的文学时代所应研究和表现的，恰恰当是那深厚的土壤。作为单个的作家，当然完全有进行自我创作选择的自由，但作为一个整体，底层意识匮乏现象的日益严重化，实际上是意味着整个时代文学的根基浅薄、视野狭窄乃至自说自话。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充分的自觉与深刻的反省。（文艺报 200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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