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文学和批评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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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批评中，“多元化”这个词是用得比较多的，但彼此之间似乎从来就没有一致的理解。一些论者用多元化来指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实，认为与以往相比，无论是思想观点的差异程度，还是文学批评的格局，都可以用多元化来概括，所以，在这些论者看来，多元化是一个指向现实的历史概念。而另一些论者认为90年代的文化现实和文学批评状况，与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相距甚远。多元化对当今中国的文化现实和文学批评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还不如说表达了一种理想和愿望。所以，多元化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概念。还有一些人则把文学批评中自由发表各种观点意见的可能性，用多元化来概括。只要文学批评中能够允许各种思想观点的存在，有这样的批评氛围就构成了多元化。从上述列举的一些情况看，其实每人对多元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彼此之间的着眼点和侧重点也不一样。所以，试图寻找一种一致的多元化概念，大概是很困难的事。但话又得说回来。多元化虽很难确定其具体的界线，但它还是有一定的底线。从来就没有人会将多元化与9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现实和文学批评状况联系起来。多元化在80年代后期引入文学批评领域，那也多半是表达一种文学批评的价值理想，人们希望文学批评能够进入到一种多元化的批评状态。90年代以来，这种价值理想层面上的表述，逐渐转向对文学批评存在状况的描述。因为对90年代以来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理论思潮的评价之间各人的意见和观点不一致，而且，这种不一致还不仅仅是个别的具体问题上的不一致，而是涉及到价值理念、思想方法等文学批评最基本层面的问题，所以，多元化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具有一定价值倾向的文化概念。
事实上，当今社会是不是进入到一个文化多元时代，每人的理解和回答肯定不会一致，过多的纠缠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多少意义。在我看来，重要的倒是用“多元化”这个概念想要表达和解决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些什么问题？毫无疑问，多元化最直接的是与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实和文学批评状况相关的。从历史的连续性考虑，当然可以说，90年代不能与以往的历史截然分割开来研究，最绝对的甚至于一些作家、批评家，他可以说，管它外面变来变去变什么，我的写作还是老样子，外面的生活对我的创作基本不发生大的影响。譬如著名作家汪曾祺生前就说过这样的话。这话是有道理的。对具体的作家、批评家而言，的确，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殊性。但从文学史演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些作家、批评家就会注意到另一些问题，就是一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批评家，他与以往的作家、批评家乃至一切现存的文学资源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不是以一种匀质的平衡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是有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就如当代文学在整个“新时期”，无论是作家、批评家队伍，还是作品的表达方式上，相对而言有着某种较为接近的社会认同感和稳定性。从作家方面看，基本上是1949年之前成名的现代作家和50年代成长起来的所谓右派作家，以及知青作家和80年代中后期出道的先锋派作家构成。从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看，基本上延续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审美理念，有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新时期”文学的这种特征相对照的，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不仅作家队伍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文学土壤中成长出一批新作家，因为个人阅历和成长过程中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使得他们的创作风格与以往的作家作品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结构和文化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使得文学的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有了较大改变。一方面是文学产业化，商品市场运作机制进入到文学生产领域，对中国作家、批评家的写作普遍形成压力。对某个作家、批评家而言，他可以说我不管外面怎么变，我是以不变应万变，但对大多数作家、批评家而言，情况却不是这样，进入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作家、批评家面临着要直接与出版机构、书商和报刊杂志打交道，而不是像“新时期”那样与宣传部门、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打交道。合同、版权、稿酬、版税等与经济利益相关的问题，在文学活动中成为一种很现实的东西，很少有作家、批评家能够回避。另一方面是影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外在和内在的因素也越来越多，有些是以前所从未遇到的。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外，出版机构的利益、读者市场的需求、高科技网络提供的快速传播的便捷条件以及影视普及带来的文学表达方面的新的转变等等因素，都是以往文学发展中所很少遇到的情况。对这些刚刚出现并还在持续变化着的文学现实和文化现实，个人的感受和体验是不一样的，理论表述和概括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今天这一特定的文化时空中探讨问题，能够意识到用一种新的概念来指称变化着的现实，这既是当代文化、文学生长的内在需要，也是一种现存的并且变化着的文化、文学现实的体现。尽管理论上有人可以不承认多元或不用多元这个词，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人们会越来越感受到那种涵盖力极强，以总体面貌出现的宏大的理论构想的困难程度在不断增大，其可能性在不断减小。而那些感性的、具体的经验在自己思考问题时的作用和影响力反倒有增大的趋势。这当然不是说，人类将永远告别一些宏大的概念和理论构想，而是说，在今天这个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文化、文学乃至于人的思想、行为都面临着一种深刻的调整和改变。对这种变动，有人愿意用多元化来概括和描述，而有的人则用别的什么概念和语言来描述，这应该说都可以。只是应该有一种自己对问题的发现和理解，而不能满足于制造几个时髦的新名词、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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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扬 文汇报 | | 10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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