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贴近生活的心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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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小说的“官场书写”
●一个作家以理性的眼光、严肃的态度去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关口其政治生活态势，在对生活真实风貌的书写中，传递出民众对清廉政治的期望、对健全社会体制的渴求，疾恶扬善，这恰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作家在面对一种新与旧杂陈、发展与危机并存的现实时，对陈旧、丑陋的东西是仅仅停留在激愤的感情旋涡中，还是认真寻求对时代特点的理性把握，在对生活的全面审视中实现艺术的升华。也就是说，在贴近现实、潜入生活的同时，不要忘记展开自己思想和艺术的翅膀，要让自己贴近生活的心飞翔。
●中国作家若能从一种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时代理性来体验、了解这种历史转型期中的复杂形态，体验和了解建立先进政治文化的艰辛和需要付出的勇气，创作出富有深度和启悟性的作品，我想，这不仅是中国读者所期待的，也是世界读者所期待的。
我不用所谓“官场小说”这一说法，是因为它除了利于当今某种市场效应外，于文学创作研究与探讨会带来一些麻烦，它归类指向的不明确，容易造成许多模糊的、笼统的涵盖或疏漏。所谓“官场小说”，究竟是指“专写官场”的小说，还是指“写了官场”的小说？当前反映现实生活的许多作品都会涉及到“官场”，若把“写了官场”的小说都涵盖在内，那不太过于宽泛而失去其特指性了吗？若是指“专写官场”的小说，也有个是借专揭“黑幕”招徕读者以达到商业目的，还是以通过对权力中心生活的展示达到反映现实推动社会前进的目的之分，一概冠之以”官场小说“，岂不容易鱼龙混杂，良莠不分？就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这种说法也很别扭，容易使我们想起当年那种“写工业”、“写农业”、“写……”的狭窄的创作路子，它割裂了生活的丰富存在，把色彩斑斓的生活贴上可笑的标签。总之，局限种种，今天搞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人还有必要往这个“圈套”里钻吗？
官场生活成为当前许多作家和读者的关注点，这是很自然、也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文学现象。所谓“官场”，实际上是权力的中心地带，是国家和地方政治生活的聚焦点，各种社会力量会在那里交汇、交错以至交锋，而那里震动的音响，也会直接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疑，它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观照生活的渠道和开掘生活的切入点，所以，许多关注社会现实、有志于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作家，首先去关注这个中心地带，这个“官场”，是有其必然理由的。就现代社会来说，特别是对有着清醒的民主意识的现代人来说，关注一个社会的权力所属、权力占有、权力运作，似乎应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今天中国共产党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宣示民众，正是堂堂正正地表明作为执政党的权力所指。所以我倒不认为，现在一些作家热衷于写官场与权力，有勇气去审视它、透析它，是无意义的事；更不同意把作家去写官场与权力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迎合市场的“低俗趣味”，满足市民的“窥视欲望”。一个作家以理性的眼光、严肃的态度去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关口其政治生活态势，在对生活真实风貌的书写中，传递出民众对清廉政治的期望、对健全社会体制的渴求，疾恶扬善，这恰恰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苍天在上》《抉择》等作品给我们心灵带来的激荡和振奋，警示与启悟，是难忘的。
当然，也许是这类创作涉及的现实问题太直接、太尖锐，也许是它的某些低劣成品被市场炒作得太过分、太出格，所以特别引起人们的议论和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撇开商业“炒品”不说，就从文学创作的追求来看，在这类作品中也确实还存在着不少令人不满意、不满足的地方。就我接触到的许许多多对这类创作的批评文字中，常会见到这么几个关键词：“一窝黑”，“展贪”，“模式化”。也就是批评一些作品把“官场”写成了勾心斗角、欺上压下、贪婪成性的场所；批评这些写作是“展览式”的，“模式化”的制作。应该说，这些问题的确也是当前小说的“官场书写”中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认识这种创作问题，我想，不是仅仅弄清“写光明为主，还是写黑暗为主”就能解决的，文学创作毕竟不是简单的算术，难以用一个百分比去“匡算”文学对生活的面对。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作家在面对一种新与旧杂陈、发展与危机并存的现实时，对陈旧、丑陋的东西是仅仅停留在激愤的感情旋涡中，还是认真寻求对时代特点的理性把握，在对生活的全面审视中实现艺术的升华。也就是说，在贴近现实、潜入生活的同时，不要忘记展开自己思想和艺术的翅膀，要让自己贴近生活的心飞翔。
鲁迅当年对出现在清末民初的一类着意于弹劾时政，“揭发伏藏，显其弊端”的“谴责小说”，在肯定其“在于匡世”的积极创作动机时，也严厉批评了这类小说的弱点：“辞气浮躁，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今天我们来回味鲁迅这段早为人们所熟悉的话时，有必要去探究一下形成这种现象的因由。无论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还是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描写清代封建王朝即将崩溃时官场种种腐败、黑暗，揭露之详尽是过去小说之罕见。它们只会通过大量丑恶故事的罗列，不近情理的夸张来达到揭露的目的，却不问整体效果，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交代明白，翻身就走”。这是因为当时这些作家还没有登上时代理性高度的能力，对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无法把握，暧昧的改良主义立场使他们拒绝正视正在萌发的新兴的革命力量，也使他们对封建王朝的“谴责”缺乏真正的锋芒，作品虽有“匡世”的意愿，却未能发出撼动世人的冲击力，更多的成为“仅足闲散者谈笑之资”。
今天我们小说中的“官场书写”与当年那些“谴责小说”所面对的现实当然绝然不同，但历史的参照也许会使我们获得一点启悟，也就是有必要从时代的发展趋向中去认识自己所面对的生活现象，作出理性的权衡。现在有些作品之所以受到公众的非议，其主要原因，我想恐怕正在于此。“呼家堡”（《羊的门》）农民生活实现了均等富裕，是在一个人的绝对权力、绝对思想统辖下实现的，这在当今生活中也许确有其事，但是，到了文学作品中，以它来折射正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向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其真实度就必然会受到质疑；一个叫“荆都市”的官场（《国画》），幕前幕后，一片阴暗，毫无亮点，即便好人，也“只好坏起来，别无选择”。尽管作者的写作是出于社会良知，但作为社会的“镜子”，人们会发问：它对我们国家生活画图的“映照”是否有所偏斜？对生活的贴近，不意味着对生活的沉迷，感性的贴近与理性的飞跃，才会使笔下的生活真正获得更丰富也更真实的内涵。
今天我们一些对官场书写的作家已开始注意这一点，开始在对“官场”这个政治中心地带那种道不尽的矛盾缠绕和权力角逐的体察中飞跃出来，而紧紧把握住社会转型中力的较量，像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就是如此。七年前在市长的位置上被挤走的刘重天，现在以省纪委副书记的身份带着专案组回到镜州市办一件大案，案件又牵涉到他当年的政治对手、现镜州市委书记齐全盛的妻子和女儿。这里纠缠着党务、政务、公安、企业……各个方面极其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掩盖下的黑暗行为。就这事件本身，可以把它写成官场的勾心斗角、玩弄权术、相互倾轧。但周梅森却将自己的思考跃向更高的视界，从各种势力的较量中不仅成功把握住社会改革的积极力量，并从扑朔迷离的事态中，清醒地透析了权力与“递延权力”在今天法制还不健全的社会中所造成的不法势力的肆虐，也深刻揭示了所谓“绝对权力”在失去制约时，它那“为公”干大事的功能，即会变成“为己”谋私利的利剑，祸害无穷。作家能从最切近眼前的现实中，寻求认识的飞跃，尽管其深度还有欠缺，但毕竟使它在那些沉迷于“展贪”、“揭黑”的作品中显示其更高的品位。
小说的“官场书写”必然触及到人。我们看到了有些作品感人地写出了像李高成、黄江北、方雨林这样的具有铮铮铁骨的人民公仆形象，但也有不少作品以忧虑的目光侧重于描写一些干部在一种无法抗拒的异化力量面前人性的变异，而且把这种变异写得令人触目惊心，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像《沧浪之水》（阎真）、《痛失》（刘醒龙）都是以一个在权力场中被异化的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在表现这些人物沉沦的过程中如何将对人的行为变异的书写跃向人的精神变异的书写，真正写出人物变异中的精神之痛。在这方面，上述两部小说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痛失》中的镇党委书记孔太平，在乡村的权力场中，在金钱、女色和权欲的不断“袭击”和包围下，从一个秉公办事、刚正不阿、质地善良、为百姓所信任的好干部，一步步地痛失了人民公仆的好品德，痛失了作为人的良知和尊严。不容否定，小说那种现实的逼真感确实显示了作者对生活的贴近和谙熟，他把小说命名为“痛失”，也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有正义感作家的情感态度。但遗憾的是，在对小说人物的具体描写上，却偏于写孔太平行为之“失”，而未能深刻地写出孔太平的精神之“痛”，当他原有的高尚理想、善良愿望、行为操守不知不觉中逐渐为龌龊的现实环境所消融时，作家惟妙惟肖地写了他的无可奈何和可笑顺从，却缺乏楔入人物的精神世界的笔力，揭示其自我拯救的无力和终使美好人性失落的痛楚，因而，作品的震撼力被大大削弱。《沧浪之水》则恰恰在这方面显示出其独有的追求。作者除了相当真实且有深度地写出了主人公池大为在接受“权力场”的游戏规则而改变原来视之比生命还重要的价值理想外，还将人物欲望的实现，功名的得意与精神的焦灼，灵魂的痛楚相交织，充分地展示了人物精神世界的激烈矛盾。
如果把这类小说的创作艺术说得一无是处，那是不公平的。事实上许多作品都有很强的可读性，注意中心事件的吸引力和情节展开的悬念因素，常常写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这种艺术选择，与它所写的特殊内容当然也有密切关系，因为“官场”本身就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说通过它很容易提拎起各种矛盾线索，同时，它那里出现的一些事件，特别是一些“反贪”的侦破事件，更包含有许多扑朔迷离、奇恶险峻的情节因素。但应该看到，这些近距离的、新鲜的生活事件固然能给作家的艺术创造提供新的资源和时尚的满足，可过于丰富而芜杂的生活素材，也容易使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被这些真实的故事牵着走，束缚了作家艺术翅膀的展开。因此可以说，倚重生活素材，为抢占“商机”仓促成篇，缺乏艺术琢磨的耐心，忽略对艺术独创的追求，是目前这类创作的一大通病。还有一种更潜在的微妙影响是，有些作家为急于给影视提供改编的蓝本，也在有意识地将作品的艺术方式朝影视艺术靠，而很少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去认真寻找最佳的叙事视角、最有创造性的小说结构方式，去发挥具有个性化的处理时空的艺术智慧。当小说放弃了有意味形式的创造，其思想艺术意蕴必然受到影响，也必然容易落入模式的陷阱。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在这国土上创造先进的现代政治文明，有着许多与西方社会的不同特点，一方面，传统的人伦关系对政治产生影响，一方面，现代资本对政治也开始发生冲击，因而使转型期中的权力中心地带，有着更为复杂的内容。中国作家若能从一种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时代理性来体验、了解这种历史转型期中的复杂形态，体验和了解建立先进政治文化的艰辛和需要付出的勇气，创作出富有深度和启悟性的作品，我想，这不仅是中国读者所期待的，也是世界读者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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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兰 文艺报 | | 9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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