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小说呼唤英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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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军旅文坛走向开放与多样,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疏离理想、淡化英雄的创作倾向,在塑造具有时代气息、凝聚民族精神的英雄上也显得“内虚”、“疲软”。
取材:寻找当代英雄
商品大潮的冲击,军地经济利益反差,军队内部环境相对于地方环境的封闭与滞后等给军营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也使部队官兵产生了理想信念、价值观的失落感。面对军营变化,作家们发出了寻找英雄的呼唤。虽然长期的和平环境使军人的尚武理想、职业追求与英雄情结同社会现实环境构成了冲突,但是仍有作家在呼唤与寻找着英雄,这种呼唤本质是当代人企求在深刻变革的社会中构筑精神信仰的表现。一些作家抛开现实环境,专注于在虚拟的时空中塑造理想化英雄形象,借此传达自己的审美理想和精神追求。朱苏进在《祭奠星座》中,构建了星座、南屈子等一系列“超人化”英雄,让军人的职业理想在自己设计的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完成了“朱苏进式”完美军人的塑造。又如,庞天舒的《生命河》、钟晶晶的短篇《第二次阵亡》、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等作品,尽管在创作手法、艺术表现上不尽相同,但在塑造理想英雄这一点上是一致的。90年代,作家们也在历史长河中寻找英雄。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在跨越解放战争到文革后期的漫长时空中,塑造了一位硬汉军人。阿成的《赵一曼女士》则塑造了一位“普通人”式的英雄,增进了凡人对英雄的感情和理解。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表达了对勇士巴图鲁的敬仰。韩静霆的《孙武》塑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兵圣”形象。上述几篇小说都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的还获得了文学奖。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寻找英雄”的认同和对英雄的期盼。
无论是面向虚拟时空或历史时空,作家们大都认可理想英雄的存在,乐于表达各自的英雄理想。但观照当代军营现实时,则出现了莫衷一是的观点。有些作家发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叹息。在《炮群》中,志向远大的苏子昂不仅受到上级的冷遇、同事的排挤和算计,还经受着想打仗却无仗可打的理想失落和抱负难展的苦痛。在《枪圣》和《弹道无痕》中,主人公都渴望成为一名纯粹的军人,最终却都以解甲归田而使英雄梦断。英雄们在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高尚与平庸的漩涡中苦苦挣扎,无力摆脱生存的尴尬处境。在军旅文坛上,亦有英雄消解的论断。阎连科和陈怀国素以描写农民出身的军人见长,在《和平雪》、《农家军歌》等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企图脱离土地、吃上皇粮的基层官兵形象。他们的军人品格淹没在卑微的理想和平凡的欲望之下,无法朝着崇高的精神境界升华。“农家军歌”系列道出了农家子弟从军行的艰辛与不易,道出了作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同情。但对于军营官兵来说,这种视角不无偏颇与灰暗之处。官兵们来自天南海北,出身和经历固然是影响个人思想、性格的重要因素,但在军营这座熔炉中,特别是在基层部队经过磨炼与摔打,作为军人群体的共性成为主流,其农民性的存在掩盖不了军人性格的张扬。换句话说,毕竟在军营里不会有人先问你出身军门还是出身农民,并以此作为考察个人品格的依据。况且“军门”与“农家”也仅代表了军人群体中的一部分,还有众多既非出身军门亦非出身农家的军人存在。从这一点上讲,朱苏进笔下的“军门子弟”亦不免在其性格和气质上有过分突出而略嫌生硬之处。在军旅文坛上,亦不乏依托现实重塑英雄的尝试。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可举出柳建伟的《突出重围》、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黄国荣的《兵谣》、张卫明的《英雄圈》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作品在人物塑造上有“思想超过形象”的现象,人物缺乏现实依据。由于对时代的把握与超越不够,缺乏具有震憾力的英雄形象,甚至为了出现英雄而生造英雄,其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都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要使英雄精神彰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必须在挖掘英雄形象的丰富内涵和提升艺术魅力上下功夫。
表现:人性化内涵不断丰富
当代军旅小说的发展,英雄精神总体上是它的基本核心。90年代,一大批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战争或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中的人的命运与心灵,投向对军人在其所处的特殊生存环境下“人性”的揭示,投向对英雄作为“人”所具有的复杂性格的刻划。
关于英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英雄”的美学探讨,早在“南线战争文学”和80年代已开始初露端倪。90年代,作家们不仅继续关注英雄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和境遇,也开始重新在重大历史斗争的风云环境里塑造英雄,以揭示其在关键时刻所显现出的不同于凡人的英雄性。朱苏进继续了其从精神层面上展现和平时期军人悲剧现实的探索。军人作为“普通人”,一样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然而和平生活却使他们作为军人的人生价值难以实现。于是,和平时期的军人便身处于战争与和平的矛盾之中不断抗争,经受着人生价值被漠视的精神痛苦。在历史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们以当代意识反思业已久远的战争,继续朝着“人性化”方向观照英雄,深刻揭示战争中的人的命运与心灵。邓一光的《我是太阳》是一部令军营男子汉们热泪盈眶、扼腕叹息的优秀作品。尽管作者揭露了战争对军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伤害,然而我们却从关山林人格被战争摧残扭曲的过程中,解读出作为军人对职业生涯的无限热爱及对军人价值的不懈追求,其人性的光辉闪耀始终。在都梁的《亮剑》中,主人公李云龙能够勇敢地否定自我并努力改造自我,使自身的人格朝着崇高的精神境界不断超越。在横扫一切的文革风暴中,面对坚守理想与屈从现实的矛盾,他为了理想而坦然选择了死亡,肉体的毁灭并没有阻止他超越成为精神上的英雄。这些反映军营和平生活的小说开始纠正80年代创作中对军人过于理想化、职业化和过于平凡化的两种明显倾向,军人能够较理智地在事业与生活中作出选择,一旦事业不成功,则退而求其次。他们同样拥有普通人的种种欲望,但在理想主义的烛照下,产生了超越欲望的勇气和毅力,最终完成人格的提升,成为来自于凡人却超出凡人的英雄。黄国荣的《兵谣》,开始对“农民军人”进行新的阐释,主人公古义宝经过生活的磨炼逐步战胜庸俗的人生理想和虚伪的自我,走上了人性回归之路。
90年代,作家们更自觉地引入悲剧意识来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心灵悲剧。比如《兵谣》中的古义宝,在实现个人梦想的道路中,内心充满矛盾:一面为了进步要不断“表现”,一面又为这种表演而愧疚。最终良知战胜了欲望,他超越了自我,完成了灵魂的净化。在涛涛的《寻找驳壳枪》中,执着于尚武精神的少尉林春和拒绝承认现实,让心灵终日沉浸于幻想世界中。他的精神悲剧展现了和平年代军人的奉献精神所受的冷落,以及和平生活对于职业军人的精神消磨。而《弹道无痕》中的农家子弟石平阳却没有因理想破灭而消沉,他凭借着对军队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对抗挫折,历练自己的精神。他在自我选择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心灵力量,使人们感受到了崇高的震撼。
把握90年代军旅小说中浮沉隐现的英雄精神内涵,可以从几个方面作简单归纳:一是秉承精忠报国、牺牲奉献的优良传统;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三是富于内省,勇敢地审视自我、否定自我进而超越自我;四是直面人生,正视军人生活矛盾。
展望:沿着社会主义文学大潮 攀升
随着“军事文学”到“军旅文学”,英雄也走下神坛,由“神”化、传奇化的偶像向着“人性”化方向回归。而作家队伍结构的变化是嬗变的重要因素。在七八十年代的“南线文学”时期,曾出现过组织大批作家进行集体创作的热潮,产生了巨大的文学轰动效应。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这种运作方式已不复存在,开始由群体创作转入个体创作。英雄因群体创作优势而造成的辉煌不再,零散的个体写作暴露出许多创作上的不足。随着和平岁月的延续,“建国十七年”时期活跃文坛的一批以描写革命历史战争为主的老作家开始淡出文坛。同时,80年代登上文坛的以描写“南线战争”起步的中青年作家队伍走向分化。有的人封笔归隐,有的人作品稀少,还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军营之外。这种现象表现出了军旅小说阵营的中坚力量对现实军营关注不够。即使关注,也缺少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光照。其中的原因,可以理解为“南线文学”高潮结束后,作家们需要面向和平时期军营生活,重新整理创作思路,挖掘生活素材,进行新的文学创作准备。但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对“社会转型期”现实给军队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感到困惑和迷惘,或对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现实没有深刻认识和升华提炼,一时难以找到合理的答案和阐释。但90年代的军旅文坛并没有沉寂,一批青年作家以个性多元化人物塑造和观察军旅人生的新视角给文坛注入了活力。只是由于知识积累和创作经验不足,一时难以塑造出有力度、有影响的英雄形象,来独力支撑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天空。此外,军旅小说作家中存在有创作经验欠缺、学识匮乏的现象。在部队,有些作家虽是科班出身,但“兵味”不足,对军旅人生的理解不够深刻。在军旅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基层官兵中产生的作家更是凤毛麟角,他们受先天文学素养与后天文化熏陶、知识积累等因素制约,基本上是作为阅读群而不是创作群出现的。军旅小说创作队伍知识层次差异是构成90年代军旅小说成就不如地方文学的重要因素。
作家的审美取向差异是嬗变的内部因素。一些作家坚持理想主义的审美特质,将理想主义精神融注在英雄的性格、心灵以及人格中加以表现。英雄身上既延续着精忠报国等民族传统情感,又有着对时代变革和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以及内心深处面对自我选择的矛盾,英雄的崇高与庄严往往在对自身的不断超越中体现出来。从这点说,理想主义英雄的内涵更加丰富多义,审美价值有了进一步提高。90年代起,一些军旅作家积极吸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流派(如“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得逐渐深化的现实主义创作朝着多种形态发展,但也出现了过分注重表现“自我”对世界的主观感觉、虚构随意性加强、情节颠倒等系列现象。它们在开拓题材和创新形式上确有一定意义,但疏离现实、疏离大众审美规范的倾向也是存在的。最显著的实例是新写实主义在“农家军歌”系列作品中的表现。虽然作家们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了农民军人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但是英雄的消解使得作品的审美价值由追求崇高与悲壮转向了淡化崇高,以致人物的理性深度和悲剧价值削弱或缺失,缺少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烛照。
英雄作为崇高的审美象征,将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文学的大潮攀升。离开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军队就会成为失去战斗力的一盘散沙。从这一点讲,英雄精神是军旅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难以想像,一个失去了信仰、失去了英雄的民族和时代能够继续进步。当下,军旅作家应注意找好大众审美与先进文化的结合点,既不能以高雅文学自封,忽视大众审美风尚的变化,固守传统的英雄模式,使英雄人物脱离大众的生活方式和状态;也不能降低艺术品位,靠对庸俗的迎合取悦市场。一个较好的契合点,就是将时代精神渗透到大众审美中去,将民族化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塑造既有普通人的情感和行为,又具有民族和时代精神气质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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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静 章海澄 文艺报 | | 8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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