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反腐作品正面人物形象塑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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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反腐题材文学和影视作品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如《抉择》《十面埋伏》《大雪无痕》《苍天在上》《权力场》《黑洞》《当关》《风暴眼》《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等，都从一个方面展示了反腐倡廉生活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反腐题材影视作品的繁荣是由我国社会现实本身决定的，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直面现实生活、艺术地审视现实生活的结果。在当下我国的现实语境中，老百姓最痛恨的社会现象就是腐败现象，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就是反腐倡廉问题。然而，老百姓对手中大权在握的腐败高官所做的种种恶行在愤慨、谴责的同时，在行动上却又往往无能为力。现在，影视艺术作品将腐败分子罪有应得的下场呈现给观众，能给观众一种宽慰、欣喜和消解胸中不平之气的快感。总之，百姓的接纳与认同为这类作品的不断升温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部作品最终留给接受者深刻记忆的应该是其中生动、丰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鲜活真实直接关系到作品的可信度和生命力。忽视了真实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表达，题材就会干瘪，情节就会僵滞，意蕴就会浅薄。在扑面而来的真实感面前，观众就会“同情”地走进人物，更好地接受人物，迎纳人物所发出的召唤。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也跳不出这个定律。但是，当我们用这样一个朴素的美学原则审视当下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的时候，不难发现，一些作品无原则地展示腐败丑恶，展示阴暗的生活和心理。对金钱、权力作用的过度渲染，对高级干部权术之争的大肆捧场，甚至对堕落生活方式的津津乐道，成了一件十分时髦的现象。浮动在观众记忆深处的形象，并不是光彩照人的正面人物，而恰恰是像聂明宇、李高成妻子这样一些腐败或参与腐败的反面人物。且不论陈道明的演技是不是一定在陶泽如之上，杨立新的表演是不是一定比鲍国安出彩，单就人物形象本身来说，反腐题材影视剧中的反面人物一定程度上被还原成了一个真实的、具有较大可信度的活生生的人，而正面人物却因为作者与导演某种程度的偏爱和忌讳，被规定成了某种政治意图或社会理念的符号——他们精神上正直完美，行动上接受崇高理念的召唤，他们没有为自身的道义担当和行为举止留下任何怀疑、争议、辩解的空间。过于完美的塑造，使观众不禁怀疑：这种人存在于我们真实的生活中吗？有了这样的疑问，观众进而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拒斥心理：深信这种虚构的完美本身就是一种欺骗。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文学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进了正面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上的“高、大、全”泥淖。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艺术在突破“高大全”模式的禁锢上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从目前反腐题材影视作品的表现来看，艺术家对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真实性觉醒”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生活中没有定义式的、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坏人”也是特定情境下“人”。于是，反面人物的表现颇具人性化——他们有执著的目标，有缜密的思维，有男人／女人的魅力，在私生活上也不是一味地拈花惹草、沉湎放纵，以至于很多观众觉得腐败分子的罪行是“情非得已”。《大雪无痕》中的周密这一形象就是众多腐败分子形象塑造比较成功的一个。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腐败的复杂性、隐蔽性，腐败并不完全是由个人一时一事的冲动所造成。然而，奇怪的是，引导观众进行这种深度思考的并不是作者本意要表现的那些正面人物。那些正面人物要么慷慨激昂地“假”，要么线性思维地“迂”，要么冷酷得让人心寒，要么宽容得让人窝火，更有甚者形象猥琐，智术浅短，对于那些连观众都一眼就明白的事情编导偏偏反应迟钝还要煞有介事地拖上几集。让观众觉得这“好人”怎么这么不争气！假得不可爱，傻得也不可爱！显然，反腐败题材影视作品正面人物的塑造还是一个有待于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笔者以为，正面人物的浩然正气和英雄品质，是反腐败题材影视作品最能打动观众、提升观众的审美因素，反腐败题材影视剧作品的创作必须敢于聚焦于存在于正面人物身上浩然正气和英雄品格。这些年，有一种论调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非英雄、非史诗的时代，“英雄”正离我们远去。受这种观众的影响，我们一些编导对表现正面人物的英雄品格和浩然正气，还心存芥蒂，不那么理直气壮，惟恐陷入假大空的窠臼，影响作品的收视率。其实，这是一种对我们的时代状况缺乏自信的心态的流露。虽然是和平年代，虽然是市场经济，虽然由于物质世界的不断丰富带动了大众的审美观念向闲暇、轻松、消遣之类的转变，但存在于老百姓意识的深层，是对合理健康社会的向往，和对真的、善的、美的追求，而正面人物的浩然正气和英雄品质，恰恰是最典型地体现了民众生活的举动层诉求，一旦获得表现，就能产生强烈的艺术震撼效果。更何况，正面人物的浩然正气和英雄品质不是凭空杜撰，而是真实的现实生活向艺术家发出的深情召唤。生活中的反腐败远比艺术作品中的反腐败来得深刻、复杂、令人警醒，没有那些一身正气的反腐将士的坚定斗争，就不会有生活中一个个大案要案的浮出水面。文学艺术当然要表现出生活真实的基本方面，这是反腐败题材影视作品获得真实感和艺术魅力的基础。其实，大可不必对英雄品格和浩然正气作形而上的理解，不同的时间、空间会有不同性格、不同内涵的英雄品格和浩然正气：舍生取义保家为国，刚正不阿惩恶扬善，除暴安良扶危济困，站在反腐倡廉的风口浪尖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等等，不都是存在于人物身上的英雄品格和浩然正气吗？反腐题材影视剧创作，只有写出了正面人物的英雄品格和浩然正气，才会摆脱当下流行的浅俗的以婚外情、三角恋、儿女情长来支撑人物生活世界的庸俗做法，对观众产生强烈的召唤与激发作用。
正面人物英雄品格与浩然正气的表达与塑造只有在真实地展现人性的复杂性的基础上才会有所依托。就是说，英雄不是天上圣人，他们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群中的一员，和身边的亲人、朋友一样，也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也会有弱点。惟其如此，他／她才是一个真实完整的人。文学艺术史上富有典型性的人物从来是多侧面、多层次立体的形象，而不是福斯特所说的“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的“扁平人物”。观众渴望看到的并不是经过“修枝剪叶”无懈可击的“完人”，没有缺陷的完美在观众心目中也是一种专制，一种霸权，一种人性的不真实，不可爱。英雄与普通人的交流和融合，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的弱点。观众接受真实的正面人物往往也是因为他们和自己一样，也过平常的日子，也有常人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当然，英雄人物的弱点不是一种有意为之和故意放大标签，而是人物内在精神气质的个别性显现，毫无矫揉造作、生硬僵化之感。惟其如此，英雄人物的弱点就成了他／她与普通人情感共鸣的契机与通道。《激情燃烧的岁月》作为军旅戏也好，生活秀也罢，其中塑造出石光荣这个有血有肉，倔强而可爱的老军人形象是深得人心的。他也会粗鲁暴躁，也会蛮不讲理，可没有人会怀疑他就是生活中一个可爱的英雄。因为形象的真实与丰满，石光荣的形象成为这个时代老军人的典型。反腐题材影视剧中正面人物也非常需要像石光荣这样真实感人、复杂立体、有英雄品格也有人性弱点的人物。
反腐败题材影视剧中的正面人物不应该背负沉重的枷锁，他们超出常人的理想、信念和意志品格，以及特定情境下的人性弱点，应该被整合到人物富有审美意蕴的情感世界中获得表现。正面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也是艺术获得感人的艺术魅力的重要途径。列宁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情感是人类艺术实践中最为有力的支点。有真情实感注入的艺术形象已经不再是现实生活简单的传声筒和镜子，而是经过情感这一棱镜折射出来的现实的光谱。因此，反腐影视剧中的英雄形象得以确立必须有情感的撮合。正面人物在剧中不可能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处于有形无形的“网”中，人情、亲情、友情、爱情、对老百姓疾苦的体恤和同情，无数的情感织就了他们生活中的无罗地网。而无私无畏的英雄正是因为“网”中的性情中人，才显得格外可爱起来。观众接受、破解、体悟了来自正面人物身上的情感信息也就接受了这一形象，同时也就承认了形象的载体——影视剧作品本身。
鲁迅先生说，《红楼梦》人物塑造之所以成功，“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这“真的人物”就是作者真诚地走进生活捕捉到的人物的性格、命运、心态的感性表达。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本来就不可能是某种概念的符号或代言，正如黑格尔所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艺术家真诚地投入到生活中去，直面真实的人生，敢于触及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太平，使他笔下的主人公在真实存在的种种关系、矛盾、冲突中痛苦地挣扎、抉择，最终让正义、智慧、善良战胜邪恶、愚昧、丑陋。这样，反腐题材影视剧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才有可能既高大感人，又不失人性的魅力，他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才会像一道闪电，照亮观众的眼睛和心灵。
中国古代美学家王夫之很早就提出：“显现真实”的主张，要“貌其本容，如所存而显之”。今天看来，反腐影视剧的在正面人物形象塑造上要取得突破，一定要解决人物“显现真实”的问题。要警惕以往文学艺术中“主题先行”、“直奔主题”等观念的卷土重来，防止对主旋律作品美学原则的功利性理解，真正从生活而不是从意念中提取、凝聚、升华反腐题材主人公的精神气质及其感性呈现，有勇气、有能力也有智慧写出反腐败题材正面人物复杂精神世界及其思想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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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建昌 郑连保 文艺报 | | 8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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