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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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当牧工，在社会基层生活１２年；在中国诗歌最辉煌的时代担当《星星》编辑、主编，创造该刊发行量的最高峰，一干也是１２年；如今供职于《诗刊》，仍在诗坛耕耘着。“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虽有伤感的情绪，但仍坚持传播着真善美的价值。
中国文联大楼５层《诗刊》社主编办公室，叶延滨正在办公桌前低头忙碌着，办公桌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诗歌类期刊，见到记者，他刚刚接完电话。
●我当工人时，很偶然地参加了一个《陕西文艺》座谈会，那时只有我一个“业余投稿者”，面对那些有名的诗人，我内心直发毛。
记：外界传媒对您的评价是属于老三届这一代，这一代人的经历都比较坎坷，您也是吧？
叶：对，我们这一代人重要的不是人们想像中的才华与智慧，而是生命的韧性在我们这代人中更充分地体现。我们的经历很多伴随着中国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比较多变，对我们的考验自然也就多一些。我觉得我性格中的长处是做事比较有恒心。我给自己下个定义，想要做到的事情一定去做。我曾经抽烟抽得很厉害，抽了２２年以后的一天，我把几盒烟摆放在桌子上，看着它，就是不抽，连我妻子都不信我能把烟戒了，但我硬是戒掉了。当然做诗歌编辑是我做得最长的事情，而且最能体现我做事只要热爱就能坚持做很久的性格。
记：您是如何走上追求文学艺术这条路的？
叶：很早的时候，我在延安当农民，后来又到秦岭深处的一家工厂当工人，１９７３年春节后，我接到《陕西文艺》的一份请柬：“参加陕西省诗歌创作座谈会。”我兴冲冲坐着火车，赶到会场，到会的都是些小有名气的诗人，看着这些诗人，听着他们的发言，我心里真的有些发毛，因为只有我一个是没有一篇作品问世的“业余投稿者”。大家发完了言，我无话可说，主编王丕祥替我说话了：这是我们延安娃，写了不少东西寄给我们，这娃有生活，就是不太知道写作规矩，让他来参加会，是向大家学习，我们还想请他到编辑部来帮助工作。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从零开始的文学活动，在此以前，我没有一篇作品发表，也不认识任何一个文学界的人。从此以后，我坐在了《陕西文艺》诗歌组进门的第一张桌子前，登记来稿，编号，接待随时来访的作者，给作者写退稿信……在那里，我读完了很多人的诗集，从贺敬之、郭小川、艾青到张志民，从普希金、惠特曼、聂鲁达到黄皮内部资料的梅热拉伊蒂斯的《人》……我的文学生涯开始了。
记：您曾说社会像一张网，你是从一根网绕的底部向上攀援，一直到现在这个比较显眼的位置，这个过程一定不是轻松的，你觉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叶：一个人无论成功也罢，失败也罢，他所具有的一个是个体生命的轨迹，一个是社会的轨迹，这两者构成了它的生活内容。回头再看走过的路，我觉得很感谢这个时代给我的很多机遇，像我许多初高中同学，他们当初也和我在一个起跑线，他们付出甚至比我多，而且有比我能力更强的人，但没有把握好机遇。当然机遇固然重要，如果不能坚持不懈也不可能成功。比如很多人在青春期，都写过三两首诗歌，都有过对诗的梦想，但很多人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遇到几次挫折后就停滞了，就坐下来去看别的风景去了，最终放弃了对梦想的追求，这一切还是贵在坚持。
●文学艺术是制衡人们对物质欲望无度追求的一个因素，它是提升人们精神世界的一个力量
记：您如何看待诗坛的现状？
叶：现在很多人都说诗歌如何不景气，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能用这个词来形容诗坛的现状。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学艺术已退出了国家政治的“中心地带”，现在我们的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与发展为中心，以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中心，当然的，文学就会走向社会的边缘，这是它的归位，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记：您有一篇文章《文学的欢乐时尚》，其中提到了文学界的一些浮躁现象，例如各式各样的年选、美男美女们最出位的出场方式、可疑事件大多有头无尾等等，这些都与文学商业化有关，谈谈您的看法。
叶：商品经济时代，商品是个很重要的概念，现在各方面对文学艺术界的干涉越来越少，从上到下都在推动这个商业化进程，这没什么不好，推动文化产品产业化过程，把他们作为商品卖出去，让那些有才华，有智慧的剧作家、畅销书作者们获得好的生活，如果他们不与市场挂钩，价值就很难得到体现。但诗歌和评论是很难与市场挂钩的，因为它们永远是精神产品的个人产品，不可能集团化生产，不可能批量复制，是相对独立的，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寂寞。
记：在这样一个商品时代，您如何才能让《诗刊》首先良好地生存下去，同时又能不断向前走，发展下去？
叶：《诗刊》虽然是中国作协办的，但它的办刊条件却是很困难的，经费基本上要自己挣。我们《诗刊》强调的是宽容和包容，正因为强调了宽容和包容，才让这个文学不再红火的年代继续保持着一定的威信。这里的编辑们决不以个人的好恶来发表诗歌，作为我个人，有两条是最基本的：一个是爱自己的这份事业，另一个是爱护这支队伍。现在的诗坛其实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样，还是处于一种良性的发展状况。现在的《诗刊》是过去３倍的容量，而且现在全国诗歌类的主流刊物已有１０多家，另外，一些不公开发行的社团刊物全国有几百种，这是诗坛的第二块阵地，再者，网络写手也很多，在这里各种各样的论坛有着各种声音，这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记：中国历来讲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尤其是文人们更有这种情结，现在很多文人都在为钱拼命，那么对社会的责任感呢？
叶：客观地讲，社会发生了这么大变化，人们对钱的追求是迫于生存的压力，如今的社会给人们展示了无穷的可能性，而达到目的的通途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钱，这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所以一味地要求文人们做圣人是不可能的。
当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一个诗人，要想清楚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只想发财，你就别写诗歌，写诗是一种生存态度而不是谋生手段，在人们从政、经商、探索宇宙万物的工作完成后，觉得写诗能够让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得到寄托，那么就可以写诗，就可以得到良性的生活方式。凡是认为诗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傻子的观点是人们对诗人的误解。其实，文学是提高人们修养的入门通道，它能使人们拥有一个富足的内心世界，可以提升人的价值。比如人们提到普希金就会感到是俄罗斯人的骄傲，提到老舍、鲁迅、巴金就觉得是中国人的骄傲。所以文学艺术作者要正视物质世界的诱惑，也要加强精神世界的追求，给人们提供好的精神食粮，这是制衡人们欲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社会给予我们的责任。
记：在这个领域辛勤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叶：如今的我，写诗是我的业余活动，编诗是我的主要职业。总结我自己，有三个重要的１２年：第一个１２年在基层生活，不包括上大学的４年，第二个１２年在《星星》工作，从编辑到主编，第三个１２年就是在《诗刊》工作了，在这里我已干了八九年，如果正常的话，我应能干够１２年，办《诗刊》是我接受的比办《星星》更大的挑战，但我仍会尽力将它办得更贴近大众，更贴近诗人，让它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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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华 北京晨报 | | 9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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