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我着迷上海的混血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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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的眼中，你是一个写上海的作家，这次写《慢船去中国》，是上海题材的延伸还是一次背叛？
■当然是延伸，《慢船去中国》仍然是一个上海的故事。对于我过去的上海作品，可能一直有一种误读在里面，人们通常会觉得《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的金枝玉叶》3本都是写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其实，每个故事都在写现代的上海，《上海的风花雪月》是写过去有多少东西留了下来，现状是怎样的；《上海的金枝玉叶》是写一个人的一生，她有50年左右的时间是在1949年以后的上海度过的；《上海的红颜遗事》是写1944年到1975年的故事。对于我，我关心的是沧海桑田的历史的对比，在那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我喜欢写上海，是因为在这样历史的对比中看到了吸引我的东西。《慢船去中国》写的故事是上海的一个家庭在城市西风渐进的过程中的历史和负担，以及惶惑和痛苦。我对于上海的这种特性一直有认识和阐述它的兴趣，我喜欢上海的混血气质，不同的东西混合产生的东西，这就是上海文化的基本气质。从这点出发，对我来说，虽然这次写的是小说，不是非虚构，但还是延伸了我的主题。
□在纪实与虚构之间，你发现哪个才是你的强项？
■写的比较顺手的是纪实。最初在《儿童时代》的那段记者生涯锻炼了我，认真地倾听，找到事情的真相，将一件事有声有色地说出来，这本身都是对孩子写作最基本的要素。我不是很怕与人接触，做访问，与人聊天。我对接触真实的东西很有兴趣，发现世界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但小说是一个更广阔和吊诡的世界，类似驾驭一台踩足了油门的大卡车。我大概对纪实更习惯，但对小说更好奇，那广阔的空间犹如陷阱，或者天堂，很刺激。我希望小说成为我描绘世界的重要手段。
□与其他几位写上海的女作家相比，比如王安忆、程乃珊等，你感觉自己具有哪些优势？你对王安忆、程乃珊笔下对上海的描述，有一个怎样的评价？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风格，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这个城市，我觉得上海这么大一个地方，能够容纳不同的眼光和取舍，也值得有不同风格的世界观去解释它。这是天然不同的，应该不存在优势与否的问题。她们两位开始写作时，我还是个中文系的学生，在阅览室的杂志上看她们的小说，她们是我的前辈。我喜欢看《女儿经》，也喜欢看《长恨歌》，它们在气质上是那么不同，但各有自己的生命力。它们告诉我的，就是上海是个可以见仁见智的地方。我一直敬佩王安忆的努力和认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的认真一直影响我自己的写作态度，我希望自己能忠实于自己的职业理想，也希望写上海的作家都是出色的人。
□就目前来看，在上海题材的写作中，哪些是没有涉及的领域或者说还较为薄弱？上海为何具有那么大的卖点？
■上海题材的泛滥，有点像当初的伤痕文学，铺天盖地，却大都在同一个层面，离不开怀旧。多少人懂得“怀”里面到底是什么含义，真的难说。我认为这里面大有内容。这个城市有足够的内涵让你往内里走，有东西往下走。现在只是把表皮撩开，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说上海题材是一个卖点，把它当成一个商品，这种说法太轻佻了吧，好像上海人说女孩长得好，是卖相好一样。要么是书商才这么说。写作这个题材的人不会这样说自己的工作。至于读者的兴趣，可能还是因为大家对中国的城市化感兴趣。怀旧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不认为，所有的人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某少某媛。上海题材热，一定与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有关。
□这几年，你的出书速度很快，快对作家意味着什么？真的是处于创作高峰，还是想趁着当红多卖钱？
■我的书分为两部分，写新书，一年或者一年多，才能完成一本。我从1984年开始写作，快要20年了，一些早期的书版权已经到期了，出版社再版，再版时会想要做新的装帧，然后出版。这部分并不是新书，而是再版书。自己写的书，能够在版权期到了以后得到再版，对作家来说，不是令人难过的事。
□在你的作品中，流淌着一种浓浓的小资情调，甚至有人称你为“小资教母”，你自己怎样看？
■还是那句话，不要把我归到一个圈子里，我不属于什么类型。我是一个个人，不要把我放在一个主义的旗帜下。不过其他人要这样称呼我，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封住别人的嘴。
□读者对你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兴趣。你在生活中是否也很小资？能否透露一二细节。
■我不用作为某某，因为这是别人的标签，和我没关系。我其实也不相信，我的读者会对我的个人生活细节有那么大的兴趣，他们一定不是“追星族”。如果说是生活方式，我想我喜欢的、想要的，就是能够有个人的空间，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能坚持自己的生活态度，能有一个人的尊严和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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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颖 中国文化报 | | 11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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