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做一个站在好人边上的作家
|
梁晓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创作了被视为“知青小说”里程碑作品的《雪城》、《今夜有暴风雪》、《年轮》等优秀作品。因为他的文字很多涉及了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思的内容，从而被人们称为“平民代言人”。
日前，梁晓声来到北京知道图书广场，与数百位读者就读书、文学创作和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近距离交流。原计划3点钟开始的活动，在2点半的时候，可容纳300人的讲座厅就已经没有空余座位，连门口和窗外也站满了读者。面对提前到来的读者，明明没有迟到的梁晓声非常不安，连连表示“真不好意思，让这么多读者等候”，并提前开始演讲。梁晓声的平易和谦恭，与当今许多因一本书、一部影片走红的“名人”动辄耍大牌的做派形成强烈对比，给现场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读书是人类独有的一种习惯
问：作为一位著述很多的作家，读书在您的生活中无疑占有重要的位置，请问现在您怎样看待读书？
答：从前在接受采访时，我都非常本能地极言读书对人的好处。但后来我也反思，我和我的学生们在课下讨论过。我说：“读书是很有好处的。第一，读书使人有气质……”但马上有朋友对我说：“富足的生活才有利于培养好的气质。” 我说：“读书还可以使人幽默。”他们说：“手机短信更加幽默。”我说：“读书可以使人成为一个能够理解别人的人，还能够使男人在女人眼中可爱一些。”但他们说：“其实戒指和首饰对女孩子的吸引力更大一些。”
以上都是调侃的话语。我个人认为读书还有一些负面作用。比如读书多了会近视，会得颈椎病，有时还会使人的思维变得偏激等等。说到读书的好处，我觉得书籍和人类的关系是很悠久的，是人类独有的一种习惯。写书的人其实就是为这种习惯服务的人。读书这件事对于个人来说是好是坏，可以人云亦云，但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意义则更大一些。譬如谈到法国，常常会提到“浪漫的法国”。那么为什么是“浪漫的法国”呢？因为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启蒙运动，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确实培养了法国整个民族的浪漫气质。中国唐诗、宋词的辉煌年代已经离现在非常遥远了，但在今天，我国所有的文化人在他们笔下依然能看到当时唐诗、宋词留下的基因。
西方国家进入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青年人出现了一个明显弱点——就是除了本专业以外几乎不再接触文化的东西。现在我看中国也有这种现象，我看到了许多“纸板”形的人——只懂科技而对文化知之甚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除了聊自己的专业和一些“段子”以外便再也没有其他话题可聊。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今天应该重新思考读书、写作和人的关系。
我常被问到“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产生大师、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我想，如果在以后能够产生大师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自然是喜事，没有也同样可喜。我认为读书和写作在一个国家普及比出现一两位“大家”更为重要。
问：您过去创作的知青小说里的人物，是单纯的文学人物还是有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作为依据呢？以您曾经的知青身份和经历，现在能否谈谈这个知青群体对当初生活是一种什么态度？
答：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都要求具有一定的全体代表性，否则为什么叫“典型”呢？《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指导员和《今夜有暴风雪》中的那个副教导员，在当年的知青中肯定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当时把作品写成那样，在今天看来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过去一向以为自己的写作是现实主义的，但现在看来它不是，很大程度上是浪漫主义的。虽然在我自身希望它很现实，但做不到，而且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我做到。因此，必定要用浪漫主义来弥补现实主义的不足。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理念不像现在这样宽松。当时我们的全部思考也只能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
问：听说您已调入北京语言大学，现在是中文系的教师。有人说在大学学习对外汉语是两条腿走路，是很有优势的，但也有人说两条腿都是瘸的，请问您怎样看对外汉语这个专业？
答：对外汉语在我们北京语言大学是重点专业，每年招收的分数相当高。在我们的招生简章上是这么说的——“培养对外文化的高级人才”。我们同时还有中文。中文系的同学分数比对外汉语分数略低一点。我知道的情况是，对外汉语专业更重视英文。现在有一些女孩子认为只要自己英语学好了，走遍天下不成问题。而我断言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英语只不过是你的综合素质之一。英语好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学对外汉语的人一定要学文学，一定要尝试一点写作，这对于你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将有极大好处。中国的汉字很有意思，只有理解了汉字、理解了词，才能在将来教外国朋友的时候，让他们对中国文化了解得多一些、生动一些。
问：能对中学生如何写作文、老师如何教作文谈谈意见吗？
答：谈到写作，我一直想写几本小册子，谈小学生如何写作文、中学生如何写作文、大学生如何写作。但后来我觉得自己还没有把写作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目前还没有写这样的书的资格。
我们的语文教学肯定存在问题。在字词句的应用上限制学生的个性。当我们把所有语句都规范化的时候，语言本身的鲜活性便被我们“规范”掉了。我认为中国作家在描写现实方面是不比外国作家差的，但在想象力方面却应该惭愧。
我在大学教写作，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我们的学生写作多用形容词，而西方的作家作品则多用比喻。这是为什么呢？中国的汉字极为丰富，形容词也极为丰富，我们学生的学习是接受式的，学到这些形容词便应用在写作中。用好了老师会表扬，自己也很得意。因此，青少年写作者用词很多但并不生动，而西方的作品用词不多但比喻很多，任何一个比喻都是最个人的。
这些词在若干年以前、几个世纪以前，在刚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那是生动、智慧的，是新鲜的。在若干年以后的今天，我认为这些词早已失去了当时的新鲜性，因此用这些词只能是应用型的写作。我们在自己的写作中习惯了用前人几百年、上千年前创造的一个典故或词，这就是一个文化历史太悠久的国家、民族有时使后代的头脑变得懒惰的后果。
什么事情都不要痴迷
问：一般来说，中文系很少培养出作家，您在教学上有什么期望吗？在当今这样的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还有一些痴迷地热爱文学但生活穷困的文学青年，他们是不是很可悲？您对文学青年有什么寄语？
答：第一个问题也是我常对学生谈到的。我不是要在学生中培养一两个作家出来，而是要培养我的学生达到中文系学生应该达到的写作能力。
文学也有负面，什么事情都不要痴迷。痴迷对任何事情都不是好的状态，包括爱情。对文学的热爱应该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我接触过一个青年，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学生，认识北京文化界的一些人物。他说要靠写诗在北京生存。我说这是不可能也不可取的。他扔下生病在家的老父亲和地里已成熟的麦子不顾，而在北京写诗。如果写诗在他的心目中比自己生病的老父亲和没有人收割的麦子还要重要的话，我认为绝对是错误的，甚至是丑恶的。鲁迅先生当年也说过，对于文学青年第一重要的是生存。对这种文学的痴迷状态，我有一种说法，就是爱文学不要变成“文学法轮功”。
问：您曾经在一本书中说自己是“站在好人边上的人”，我不太理解。您还说由于夫人赞同您对友爱和情爱的理解，在这个前提下，您才可以做一个坦荡的男人……我也不太理解。还有，您在作品中经常说自己是一个怀旧的人，您认为非典过后值得您怀旧和回忆的是什么？
答：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北大的季羡林先生对好人有一个定义，就是“想到别人的时候比想到自己的时候稍微多一点”。我想，在这个竞争时代，这个要求对自己是个不低的要求。后来北大方正的王选先生又有一个定义：“好人就是想到别人的时候和想到自己的时候一样多。”而我在现实中的许多角色都要求我必须要在“想到别人的时候比想到自己多一些”——我过去做知青排长和小学教师时都这样。但我觉得有时候这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如说当年从许多人中挑选、推荐上大学。如果退到“想别人和想自己一样多”，行不行？后来，我在儿童电影制片厂做艺术厂长，这个角色也决定我“想别人比想自己多一点”。在分房子、评职称很多事情上是会损伤个人利益的。事实上，我必须这样去做。
我知道在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在时刻诱惑我。就写作来说，如果抛开经济效益来谈写作是很可疑的。如果5万字的一部小说只有2000多元的稿费，那写作这件事情是不是太没意思了？我想，一个人在如今这个时代对自己还有一点点原则、有一点点要求，是很难为自己的。我觉得总想“别人看我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活着，已太久了，因此，我以后要按自己的“活法”去活，希望以后活得更个性一点。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爱过的次数很有限。我想，在男女之间由友情进而升华到爱情会使大多数人感到幸福，但几乎绝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会拒绝由爱情再回到友情。我的想法是，人不要活得那么娇气，失恋和恋爱一样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不太相信一个人到老了说自己一生只爱过一次。有的时候我们暗恋别人，别人从来不知道；有的时候别人暗恋我们，没有表达，我们也不知道；还有的时候，条件所限，不可能。所以我认为爱情是需要一些前提的。
第三个问题。大家都是怀旧的，过去有的报章把怀旧和写作联系起来，批评怀旧是没有价值的。我认为怀旧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如果一个人活到老的时候仍然发现无“旧”可怀，那么这个人真是活得太可怜了。这就是我理解的怀旧。
迄今为止还是“困惑”
问：如今，有些作家受经济利益驱使，或者是为了生存而采取了迎合的态度，有的人甚至是屈从；也有少数严肃作家在苦苦坚持着。当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时候，请问怎么走出这个怪圈？您能用一个比较概括的词描述当今的社会现象包括文学现象吗？
答：迄今为止还是“困惑”。我想，和享乐相比还是贫穷对我们的伤害更大。我觉得正常享受天伦之乐是有益于健康的。我们从前是不是对人性的真相过于理想化了？我们必须要承认，其实我们的人性有另外的一面，有要庸俗一下的一面。我们不可能长久地只受人教育，也不可能长久地在不思考的情况下沉迷于娱乐。在未来的世纪里，实际上不是一个道德律条越来越多的世纪，而是越来越少——更多的是每个人能够自觉遵守我们公认的一些律条。那样的世纪将会给人一种最大、最宽泛的自由。
我想，现在有两件事对中国是影响深远的。第一件是通俗歌曲和卡拉OK。我以前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我后来意识到，在以前的朝代，我们汉民族也曾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汉民族不善于唱歌、不善于跳舞了。1949年以后，基本就再没有自己的歌舞了。就算有，唱的也都是一些1949年以前的歌曲，而且还都和穷困有关系。那么我们都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唱歌呢？在五四运动时唱过，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时唱过，别的时候我们唱的却是少数民族的歌。而现在是卡拉OK让我们汉民族有那么多的人在唱歌。所以我不再像以前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应该重新评价它。
还有一件事情是在80年代初报刊业的兴旺发达，很多报刊都设副刊，副刊的阵地是不能单靠写家来占据的。所以这时候就有很多业余写作者出现了。接着就是网络，网络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从90年代以后，中国的作家不是呈梯队而是一个一个产生的。有那么多的青年开始写作了。他们在网络上写作。写作这件事情对人是很重要，而且是很自然的。青年们经常在网络上分享写作和阅读的快乐。这种现象在今后几十年会成为全人类的文化现象。
问：一些年轻的另类的女作家，很能吸引媒体和读者的关注，您怎么看待她们的写作？
答：最近我在研究唐诗宋词，并写了一篇文章叫《在唐诗宋词的背面》。我发现在李白、杜甫的同时代，也还有几位优秀的女诗人、女词人，尤其是女诗人薛涛。诗评家们说：“有了这几位女词人和女诗人，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才子就算停笔不写又有什么遗憾呢？”当然这话有夸大，却足以证明那些才女们的才情。大家都读过《唐诗三百首》，但在这部诗选中几乎没有女诗人入选。在《宋词》中也只不过把李清照放在了最后。我们读唐诗读到了这些名字，然后去了解她们的身世，才能对唐诗宋词的背面那种男尊女卑有所了解。至少从这样的背面可以了解整个唐代和宋代的社会现状，了解才女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了解历史是怎样一步一步演进的。由此，我也想到，当今也有一些女作家，她们写出了一些另类的诗歌和小说，便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评。通过对唐宋历史的了解，我知道了女性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历了那么多的压抑，那么到今天这样一个文化特别开放的时代，这些女性特别张扬的性情是不是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反证呢？这样想问题，就能持一种比较宽容、比较客观的态度了。
问：有些人提出了一个说法叫“梁晓声的仇富心态”，您的看法呢？
答：我想关注社会现象肯定是文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说，文学永远要关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历史时期的公平问题。我个人认为，迄今为止，在“社会分配是否公平”这一点上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欠缺。面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我当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
决明子 中国文化报 | | 9月23日 |
|
|
张晓风：与文学保持纯洁的联系
在太阳底下唱歌的人——访香港作家阿浓
伤痕是生命的印迹
贾英华的“末代”情结
毕淑敏谈新作《女工》
邱华栋：在屏风中写历史
贾平凹：新长篇已完成 步入写作的收获季节
格非：我是一个业余作家
李冯：写作并非生活的全部
孙惠芬：乡村生活进入了我的灵魂
叶延滨：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海岩：“我没有完美爱情”
更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