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旋风”刮到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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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一个城市是有缘的，其实，任何一个繁华的城市都是很荒凉的，除非好运气，刚好接触到可爱的人，才会让你对这个城市感到温暖、明亮。而她与香港，一切随缘。”这是初来乍到的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对香港的期待。卸下官职的龙应台“退居江湖”半年后，应香港城市大学的邀请，留港一年任客座教授，授业于城市大学的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万水千山走遍的龙应台，八月下旬客居香港，她自言感觉很特别，因为是第一次到台北以外的一个华人城市居住一个时期。台北传媒赞许她：“她不只会烧一把野火，还能鼓起一阵旋风。”“龙旋风”终于刮到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讲座教授张隆溪说：“龙博士来到香港的日子里，香港的政经学界，特别是传媒所有关于她的报道，竟然全是正面的，这在香港很难很难。”二十年前，她以言辞犀利的《野火集》闻名，二十年后，在政治丛林中驰骋了三年三个月零三天，经官场磨练的龙应台称，她在香港不会发言太多，毕竟自己只是香港的一个客人，“客人有做客人的礼貌”。
九月四日，她在城市大学发表在香港的第一个公开讲座《华语城市的“文艺复兴”——可能吗？》，这也是她首度在香港发表演说。演讲由亚洲周刊、城市大学和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主办。
听众问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她的心路历程如何，三年后卸任此职，心路历程又是什么？龙应台回答说：“当时我还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天下为己任。因为是首任“文化局长”，是前所未有的，当时自己在想，你与其等到将来不满，觉得这城市做错了，走错了，写批判文章，还不如自己来做吧。我当时接受新位子，是因为这是铺轨道的工作，如果是第二任，我就不会去接受了。”至于后来为什么挂冠而去，她说，在这三年之中，原来所设想的种种恐怖确实存在。这呈现了台北这座城市的特色。
她说：“不管障碍多大，我始终有市民支持，市民的信和电话，每天不断，巴黎、柏林和伦敦的文化官员来台北，看到这样的情景，他们既惊讶又羡慕，市民的支持很重要，这凸现了台北这座城市的温柔、敦厚。虽说文人相轻，但三年中，我受到无数台北文化界的呵护和保护，一路上走过来。”
她说：“我要走的主要原因，是这一工作是首创的，你不仅是政务官，事实上你也是事务官。这样的文化官员，一天十六小时工作，每天都是硬绷绷的，回不去文字的、情感较为温柔的世界，身心极其疲惫。作为一个行政工作者的生活每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从早转动到晚，再这样下去，我会失去宏观的能力和远距离看问题的本事了，所以我要退出来。”
当然，她也承认有挫折感。她说：“在巨大的机器里，你这个轮子面对其它的轮子，所有的这些轮子的转动都缺乏文化的思维。
比如说你造一个很高很高的堤防，完全是一个工程，从政策到施工谁都没想到。人是要住在这里的，一代一代生活在此，八公尺高墙下，对人的心灵的影响，对美学视觉的影响，都很重要。但从来没有人去谈美学，谈文化，谈心灵，你在这个机器里，你突然跑出来说，这样美学不对，心灵不对，文化不对的时候，你所面临的压力、反弹和阻力非常大。”
常说“文如其人”，但面对满座争先提问的听众，龙应台的回应并不像她的文字那么辛辣。她素面朝天，语气温和，言谈中也充满着女性作家的感性。回答听众提问时她说：“我对香港了解得非常不够，不敢回答任何关于香港的问题，只能说对香港一般的认识。我来香港一星期就已经发现香港的行政文化，比台北要好很多。行政文化是它的效率，它的组织，它的政府机构的运转。香港的行政文化比较成熟。这个城市的法制训练很好，然后可以去探讨它背后的东西，比如法制构成这座城市的深沉。”她说，文化投资和文化动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真正专家学者和市民参与的。文化决策过程不透明，风险就非常高。任何文化政策和措施，一定要经得起社会监督和检验。文化决策做错了，不是一瞬间的伤害，而会造成更大更长远的影响。
龙应台说，她的作品最没有读者的地方是香港。这令她好奇，她希望能在未来一年找到答案。一天早上，她从香港一份报纸上看到，文章作者是一位“旅港英籍印度尼西亚华人”。从这个细节上，她看到，这么复杂的多重身份表明：香港是一个多层次的城市。身居香港这个有着特殊地理位置和东西方特色的城市，龙应台期望获得一个新的角度，看台湾，看上海，看东南亚其他华文城市。她深信，一个人与一座城市是有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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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迅 文学报 | | 9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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