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的终极呼唤——《哥本哈根》告诉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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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剧作家迈克·弗雷恩１９９８年新作《哥本哈根》，在世纪之交的国际剧坛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连续获得托尼、普利策等重要戏剧奖项，许多国家争相上演，形成一股潮流，人称“哥本哈根现象”。在北京，国家话剧院也把它搬上舞台，引起戏剧界的极大关注。为此，记者于烈专访了著名戏剧理论家廖奔先生。 ——编 者
问：您看了此剧有什么感想？
答：浮想联翩。一是叹服于它的深广人文关怀和深邃人生哲理意识，二是感慨它能把有关科学的话题处理成如此精致细密的戏剧性事件，三是惊诧于它单纯、质朴而新颖、有意味的结构形式。我想，这些应该是它秀出于全世界林林总总、浩如烟海的戏剧作品，引起西方戏剧界广泛注目的原因。它的成功也给我国戏剧创作带来许多有意义的启示。
问：您认为它成功在哪里？
答：《哥本哈根》站在博大人文关怀与世界和平的立场，探求人类科学发展与现代文明进程的终极意义。对这一颇为抽象而深藏哲理意蕴的内涵，剧作以适宜的舞台结构形式来具体而细微地形象展现，赋之以情感力量和戏剧性张力，使之获得了较大的艺术感染力。它成功在剧作家努力追寻戏剧的终极关怀和最大程度地发掘戏剧潜能。
问：您可否对其文本和实践意义作些具体阐述？
答：《哥本哈根》的文本意义是深邃的。它借二战时期两位敌对阵营的核物理科学家一次冒着生命危险的神秘会面，向人类提出一个严肃的发展命题：科学研究与道德人伦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科学家最重要的是追求荣誉还是遵从人类良知？这就是剧中海森堡向波尔的那句著名发问：“科学家能够违背良心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吗？”
问：是的，观众一直被这句发问所震惊着。
答：剧中始终煎熬着这一对科学家心灵的，就是这种良心的发问和谴责，以致于他们死后的魂灵也仍然耿耿不已而无法释怀。德国科学家海森堡放弃自己可能获得的科学荣誉，设法阻滞了纳粹率先制造出原子弹的进程，却未能挡住同盟国生产并使用原子弹，他本人则因曾为纳粹效命而在战后受到科学界的歧视。丹麦科学家波尔尽管出于正义性而参与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研制，获得了荣誉和尊敬，但面对广岛与长崎惨重的平民伤亡，他的后半生遭受了无休止的自谴折磨。
问：这事实上是作者的一种人生思考。
答：对。剧作向人们鲜明阐述的道理是：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掌握在谁手中，将决定人类历史的不同方向和进程。也就是说，历史的进程随时存在着与现实不同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这个科学日益成为主宰的世界上，科学家的个人选择就有可能改变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改变人类的未来。
问：那将是一幅极其可怕的图景。
答：是的。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来揭示历史和未来存在着的多种可能性和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人们理解历史的趋势是会因为某些原因——有时甚至是个人的细小而微妙的原因，而发生重大转折的。就像剧中海森堡到哥本哈根去的心理动机一样，它是那样的盲目、不确定、犹疑、彷徨、敏感而易于改变。是为了探询同盟国科学家研制原子弹的进度以决定自己的行动对策？向科学界的泰斗、自己尊敬的老师波尔寻求精神上的支撑？和对立阵营的科学家达成一个共同阻遏研制反人类战争武器的默契？这里面包含了许多的潜意识和下意识……
问：可否认为这部剧作站在人类进步的立场，对于科学人伦提出了迫切要求？
答：是的。作为一个关爱人类整体命运与未来的剧作家，迈克·弗雷恩的作品透示出鲜明的科学人伦色彩，可以看见剑桥大学的伦理学课业给了他的创作以实际帮助。剧作提出的问题是现实而巨大的。科学的发展将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眼下的核粒子、克隆、基因、网络技术中的任何一种，一旦失控都将产生极其可怕的灾难性前景。在这里，科学家的道德良心成为人类灾难的最后防线，于是科学家个体的价值取向成为根本性的东西：他的道义承载应该远远重于他的事业承载。戏剧最终是关怀人的精神和命运的。《哥本哈根》关怀的是人类的整体精神和命运。这就是这部剧作的力量所在。
问：您对王晓鹰的导演以及演员表演怎么评价？
答：王晓鹰对于《哥本哈根》的内涵有着很深的感悟，他在说明书上的导演阐释准确而明了，因此舞台表现就到位。他的场景处理十分干净、质朴，一个简单的客厅，三只椅子，没有多余物质媒介的导引，而把观众注意力集中在对人物心灵的剖析上。对话间依据人物情绪的波动和积聚所形成的韵律，几次通过播放原子弹爆炸影像与音响，对观众心灵进行强大撞击，一次次加深了主题。我注意到演出本适当删减了原剧的一些枝蔓台词，也使得演出更为紧凑集中、主题立意更为鲜明。至于三个演员的表演都十分准确到位，把人物的心理流程处理得明白清晰。特别是海森堡的扮演者梁国庆，把一位特殊环境下无法正面表露心迹、又深陷于极大思想矛盾之中而进退维谷的人物，他的犹疑、惶惑、徘徊、痛苦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刻画得惟妙惟肖。正是因为这些，这台理性色彩浓厚的戏才能够吸引背景相去甚远的中国观众，当然主要是知识层的观众。
问：《哥本哈根》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答：是有关戏剧创作和发展路径的启示。上面详细分析了《哥本哈根》在追寻戏剧的终极关怀和发掘戏剧潜能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这造成它对我们心灵的撞击力，也提示我们戏剧的路子可以这么走而且应该这么走。我感觉，近年来我国的戏剧创作中有一股越来越明显的“非文学化”倾向和形式主义倾向，它们体现在各个方面，造成人文精神的逐渐萎缩，造成戏剧的日益“侏儒化”和流于皮相，这是需要反思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戏剧创作放松了对文学深度的开掘，其次是舞台探索形式至上，其三是戏剧表达重视场面而忽略内涵。《哥本哈根》的实践则恰恰在这几个方面都能够为我们提供启示。
问：可否对三个方面展开论证一下？
答：先说戏剧人文精神的缺失。戏剧的内核是文学（会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它的灵魂是附丽其上的人文精神。戏剧失去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就只剩下一具舞台空壳。成功的戏剧作品，都在努力开掘文学深度上下功夫。《哥本哈根》告诉我们，创作者时刻都不应忘记戏剧的人文关怀，特别是不要忘记对人和人类的大的关爱。如果不去关怀人，不去探讨人生、命运、未来的问题（这里加入了哲学意味），只局限于家长里短、蝇营狗苟，戏剧就会为世俗、短视、浅白所围裹，尤其是话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话剧曾经经历了一个哲学思辨期，虽然不免故作高深、“思想大于形象”之弊，其探索也为当代戏剧史留下了《狗儿爷涅槃》这样的经典之作。９０年代一些执著的话剧作家，杨利民、过士行、沈虹光，哪一个不是以文学的深度思考取胜？诚然，思辨超载若以减弱和丧失戏剧性为代价，会走向反面。但《哥本哈根》乐观地告诉我们：戏剧无禁区。纯科学题材都可以搬到舞台上，有关量子力学的讨论都能够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戏剧还有什么不能够表现？关键在于戏剧的关注点要始终放在对人的关怀上而不是它处，同时要用戏剧的手段而不是其他手段去处理题材。
问：开掘文学深度应该是戏剧始终不渝的追求。
答：是的。再说戏剧舞台形式探索的误区。形式探索是为拓展观念、提供更多的舞台可能性、延展戏剧的表现力，以便更好地表现内容服务的。近年来，我国戏剧变革中有一股放逐文学的潮流，一些人宣称到了独立导演的时代。这尽管有戏剧观念革命的意义，然而忽略文学的结果极容易导致形式至上和舞台空洞。西方戏剧在这一个世纪中充斥着放逐文学的声音，然而最终还是文学胜出，这就是《哥本哈根》的意义。我感觉导演只有拥有了文学深度（不管他用什么手段），才能真正获得成功。举一个李六乙的例子：他的许多先锋派作品虽然具有较强的形式冲击力，我认为最具深刻性的还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而这部作品恰恰是刘恒小说的改编本，富于文学价值。《哥本哈根》还告诉我们，戏剧创作要建立起舞台形式的自觉意识，亦即作者要结合内容需要有意识地选择舞台形式。《哥本哈根》虽然包容了众多的流派手段，充分体现了“有容乃大”的精神，吸纳了一个世纪舞台探索的成果，但它却成功在恰切地表达了内容。舞台探索并非一味追求形式的变幻，盲无目的的形式更新是毫无意义的，特别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而忽略其哲学与文化背景。
问：舞台形式探索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揭示内容服务而不是其他，对吗？
答：对。如果戏剧只是把场面炫示作为重心，漠视对其文本意义的追求，那就本末倒置了。近年戏剧创作重视作品的舞台加工精磨，这是好的，但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度创作的重要性，于是常常舞台豪华超载过剩，却构建在一个羸弱的内容根基上。戏剧要追求思想深度，不能一味物质填塞歌舞娱目点缀升平。《哥本哈根》几乎完全忽略掉了舞台物质，却始终担载着大的关怀与使命，它因而仍然有大的感动。我们于是懂得了，在这个大众娱乐充溢的时代，戏剧仍然需要对人生对社会的终极思考，尤其需要唤醒尘埋已深的人类理性与良知。
问：可否称之为戏剧的终极呼唤？
答：最后，我要说，我们的当代戏剧作家不是太少而是太浅。能够像迈克?弗雷恩这样既广博透示出终极关怀又娴熟驾驭形式，气定神娴地把２０世纪的众多现代手法纳入戏剧主流体制，而又赋予其以完整意义与深邃人文精神的作品，还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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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于烈 受访：廖奔 | 文艺报 | 9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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