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叶广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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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文学院和改编电视剧《茶馆》使叶广芩一时成为新闻人物。趁着她来陕北采风的难得间隙，本文作者就人生、文学、创作等方面问题与她进行了一次交谈，她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生的经历。
穿旗袍当书记
笔者：很多媒体都报道你当县委副书记时，穿着旗袍坐三轮车的故事。
叶：最初《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后来网上也流传开了，说“在周至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叶广芩就是那个穿着旗袍，吃着烤白薯，坐着一块钱三轮车满城转悠的作家兼县委副书记。”其实我很冤，我在春天穿旗袍，秋天吃的烤白薯，冬天坐的三轮车，可这三个偶然偏被好事者剪辑成这幅非驴非马的市井民俗图。夏天很热穿布旗袍，风一吹就刮起来，没几天县文化馆馆长找我谈话：“叶书记，你不能穿这个旗袍在县委大院里进来出去！”我说这怎么不能穿。他说你是书记。我说书记怎么不能穿。他说旗袍不正经。我说谁说旗袍不正经，旗袍是国服，你看出去的夫人都穿旗袍。“那人家是夫人，你是书记。”我说书记穿什么。他说穿套服。我说去你的土八路，我要穿旗袍。他当然是听别人的议论才跑来告诉我。今年任县委副书记三年期满后接到组织部门的任命，继续担任县委副书记五年。县城是中国最好的望点，它承上启下，衔接许多关节，能看到许多种人生，在基层多年，我深切感受到我们作家反映社会阴暗面太多了，我看到的是基层很多官员为民谋利、鞠躬尽瘁的事实，当然，我也不否认不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但如果让我写肯定只写正面的。
自筹资金盖文学院
笔者：怎么想起自筹资金盖一所文学院？
叶：我不是在周至吗？周至的文学爱好者有三百多人，文学社二十多个。今天，别人还开玩笑“叶广芩，你能当团长了。”我也没算过，三百多个算个营吧，我算个营长，周至县有一批热爱文学的人成为一种气候。周至本身也是文化大县，白居易在那里当过县长，李商隐也当过县长，这些人潜移默化留下了很多文化信息。白居易在周至写过《长恨歌》，李商隐在那里留下大量诗，很多唐朝遗址还在，当年诗人们题了很多诗，包括白居易和岑参，所以它的文化积淀很丰厚。我和白居易从文学上不能相比，人家是大家了，但从周至官员的角度链条上来讲我们是同种人。周至的文化环境非常好，老子在楼观台讲的《道德经》，道教的祖亭就是楼观台，这么丰厚的文化应有个文学院。我们的文学爱好者们经常凑钱活动，你三十我五十，聚会打着红旗，一个文学社就一面红旗，在某个山洼洼聚会。我在那里坐等他们几点几分来，那时从山坡上闪过一面红旗。我从来没有开过什么作品研讨会，只有这些农民给我开过，我很感动。文学院的钱有的是自己稿费，也有一部分其它方面的筹款。
改编《茶馆》压力很大
笔者：《茶馆》的改编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你的压力一定很大。
叶：我其实不想就《茶馆》说任何问题，知道改编《茶馆》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老舍先生的《茶馆》短小精悍，内涵很丰富，改编成电视剧难度很大，但舒乙亲自打电话找我改编，盛情难却。今年三月份与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签订协议，创作二十集电视剧的《茶馆》剧本，慢慢在想慢慢在写，有很多事影响着剧本的创作。过去几个剧本在与导演合作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现象，例如《全家福》剧本的改动就很大。我现在的压力也很大，对《茶馆》基本上没有太高奢望，我主要的努力就是尽可能吸引人一些，不奢望在赢得普通观众的好评的同时，也能赢得专家的认可。现在已经动笔写完第一集，我主要在没有改变人物性格命运的前提下，以原著未能展开的细节做了精彩演绎，比如秦二爷办工厂，松二爷八旗子弟的悠闲生活，王掌柜屡遭失败的改良，二儿子的进山抗日，预计将在年底开拍。
远去的北京记忆
笔者：很多人都说你有浓郁的北京情结，你怎么看？
叶：我是北京人，满族，祖姓叶赫那拉。这个姓氏给我曾带来很多灾难，“文革”期间的一九六八年，民警的一个蓝印章把我从北京的户籍上抹掉，高中毕业离开北京城，被迫告别了双目失明、绝症缠身的母亲，一别北京就是三十多年，到陕西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陕西、在黄河滩上养猪和务农，与女拖拉机手介绍的对象见面，没多久被调进工厂，当了工人，但厄运伴着好运接踵而至。我从小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艺术，特别地热衷于摄影。联系到我的家庭背景，二十岁的我被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黑牌，押上台批斗。然后被送往农场劳动，直至文革结束。在西部作家的座次表中，我是地道的北京人，满口京片子，能把秦腔唱成秦歌，所以有人说我有“北京情结”，但调了好多次都没调回北京。我的兄弟姐妹十四人，我排行第十三，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比我文化程度更高，但都浸泡在北京城太久，没办法认识清楚北京。只有我被北京抛了出来，所以，我才能写好北京。其实，我更深深热爱陕西，远甚于生我养我的北京。而家族姓氏带给我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我是慈禧太后的侄孙女，隆裕皇后的亲侄女。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小学时我就出去当东西，为母亲分忧。那时，一个玉如意也当不了多少钱，然后买谷棒子面回来，一家人勉强度日。小孩子有很强的自尊心，走进寄卖行的那份屈辱和家中母亲脸上掩饰不住的愁云，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童年和青少年受的坎坷太多，我现在常常做梦都是很孤独的，这跟过去的经历有关。
作家心灵的重构
笔者：叶老师，你如何看待作家心灵重构的这一话题。
叶：我觉得起码我自己的心灵非常平静，我首先觉得写作没有任何其它的功利目的，并没有靠写作吃饭，我也没有怕被人遗忘的忧虑。我觉得一个作家能不能写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有时我想自己五十多岁了，我还能写几年呀，我也该退休了。不给自己以很大压力，也不是为名为利，在没有钱花的时候就没有把写作作为改善生活的手段。现在在钱上不紧张了，更不会把它当作改善生活的目的，把文学放在一个正常位置，把自己的心态放在平和的状态，能写就写不能写就不写。我在楼观台住，那里形成了老子文化，老子的思想是什么？就是顺其自然的“水文化”，一切不能和命运和自然规律较劲，较劲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非常沉重，我活到这份上也活明白了。因为不是小年轻了，也不再那么拍案而起，怎么写等等一切问题都看透彻了，也将文学放在该放的位置，因为文学对作家来说是全部，对整个社会来说它只是人们心灵的慰藉，或者只是反映时代的记录。文学已经回到文学本身，不像在“文革”后期一篇文章捧红一位作家，作家以后慢慢地都会平静下来。过去很多人拥挤在文学的小路上，将文学作为敲门砖达到某种目的，早已不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得到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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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勇 徐福生 文学报 | | 7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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