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编剧，我只是客串——作家朱苏进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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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京作家朱苏进以一系列军旅小说成名文坛，《射天狼》、《接近于无限透明》、《醉太平》等，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刻画了新一代军旅人物的光荣与梦想、无奈与痛楚、军人生命本色的光辉及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等，极富艺术的个性，提到新时期的军旅小说创作，朱苏进是不可忽视的个案。但九十年代末，正当他创作活跃、频频获得全国全军文学奖项之际，朱苏进忽然暂搁小说创作，投身影视圈，并一口气推出几道重量级银屏大餐：先是电影《鸦片战争》剧本，再是改编二月河小说，完成《康熙王朝》剧本。最近，由朱苏进编剧的电视剧《江山风雨情》即将播出，同名图书也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朱苏进自评，“这部作品，超过了《康熙王朝》许多。”日前，记者采访了朱苏进。
记者：您的这部新长篇《江山风雨情》叙述的是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故事。能谈谈创作过程吗？
朱苏进：写这个题材的最初动因还在于影视圈的促动，有朋友让我写个吴三桂和陈圆圆的电视剧本。但就我个人的创作趣味来说，不太喜欢也并不擅长写那种脂粉气太重的单纯的英雄美人故事。但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那真可谓波澜壮阔，大明、大清、大顺、吴三桂，“三国四方”，多少有意思的人物在这十几年中纷纷登场。我一碰这些史料，就觉得热得烫手！我决定按照我的理解和喜好来写这个剧本。小说中，我把视线放在那个时代，而吴三桂陈圆圆的故事只是其中穿插的一部分而已，是这个大时代中的一朵浪花、百帆竞渡中的一条船而已。
记者：你觉得小说写得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朱苏进：是太监王承恩这个人物的塑造。太监在历史上永远是搁在阴影里的灰色爬虫，满腹坏水、尔虞我诈、从精神到肉体都充满了霉味，但凡史家提到的，没有一句褒辞。但象王承恩这样的太监形象，据我所知，以前没有人写过。他卑贱之极而又聪明过人，他对世事人心洞若观火。他身为奴才却无比忠爱主子……他有丰富的感情，不仅仅是个贱物，他让人又气又怕，又不失善良。这样的太监，你或许会说不存在，但我相信，想象一定不会比生命本身的形态更丰富。我甚至觉得在我们身边正常的男女身上也有王承恩的气息。这是个可爱大于可憎的人物。
记者：在您的军旅文学中，将帅情结、权谋用兵之道是您非常关注的。在您近几年的创作中，依然是大时代、帝王、英雄、伟人，只是故事场景挪到了古代。这里面有着一脉相承的痕迹？
朱苏进：是的。我比较喜欢感情化地看待历史，我还是喜欢那个饱受批评的观点：英雄创造历史。它可能不对，却符合我的直觉，因为我眺望远方时，看见的总是山峰，看不见大地。就我个人的创作路子来讲，我偏好我喜欢悲怆的、有浓厚诗意的、带点霸王气的东西，用句不太准确的说法，我较为喜欢“正剧”意义上的东西。我喜欢激情、极致体验，在对主人公的刻画选择上，我更喜欢伟大而有缺陷的人物，而不是温和的小人物。
记者：您之前曾是位有出色成绩的军旅文学作家，但在90年代后期，您似乎离一门心思搞影视剧创作，疏离了小说创作。是你主动选择的吗？
朱苏进：在影视圈做事，完全是一次被动的选择。最初是谢晋导演请我编写《雅片战争》电影剧本，从此就开始被拖下水，到现在也没浮上岸来。就好比是雅鲁藏布江的水，你伸进一个手指，想浅尝辄止，没想到一下被吸进去一个手臂，你赶紧想把手臂拔出来，结果你已整个人掉进江水里。就这么一个裹挟力具大的处境。
当然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一是我觉得中国影视很有可为。影视是很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影响力奇大，其它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与它比拟。如果有几个严肃作家进入这个圈子，应当是件好事。再一个原因就是物质利益丰厚，这点我从不讳言。
记者：影视剧创作，给您带来高知名度，高回报，但也有人对您这样背离了纯文学道路、投身影视的作家，表示惋惜。对此您如何看待？离开小说创作，对你来说是种遗憾吗？
朱苏进：说实在的，有很多朋友劝我回来重新写小说。我则持顺其自然的态度。一个作家的价值可以用多种方式表达，至于写的是纯文学，还是影视剧，我觉得并不重要。我比较自信的一点是，我认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不会因为写了影视剧而败坏了他的艺术才能、品味。我不写小说只是暂时的，从事影视剧编剧对我来说绝对只是个客串。不能说有遗憾，倒有一些收获。这几年在影视圈沉浮，使我结识一大批与我过去在军营生活创作时完全不同的人事和生活形态，我有太多的感触，这段经历一定会成为今后小说创作的宝贵素材。
记者：您近期的创作安排如何？有没有继续小说创作的打算？
朱苏进：今明两年的工作计划仍然包给了影视。都是被朋友“感情绑架”的结果，现已完成三十四集的电视连续剧本《郑和》。另一部连续剧《朱元障》的提纲刚刚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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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奋 文汇读书周报 | | 6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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