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婧：绝症让我有了写作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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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抒情年代》获得了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一等奖，潘婧，这个一直游离于小说界之外的写作者终于走进了我们的视野。说实话，当记者的电话打到她在北京的家时，并没有听到任何获奖后兴奋的言语，更多的是平静甚至有些忐忑。潘婧说：“获这样有价值的奖我有点惭愧，好在我终于写下了那个让人无法命名的时代。”
与青年时代最深处记忆有关
一直在作家出版社做编辑的潘婧说，我对中国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喜欢的，在阅读了大量稿件后，我看到很多文字相当漂亮、技巧十分纯熟的作品，后面却是空的。所以，我一直在考虑什么样的作品当得上一个“好”字。但那时我也从没想到自己会写，而且一写就是一个长篇。直到有一天一个题材突然在我脑海里浮现，它与我青年时代最深处的记忆有关。但是最初的尝试却令人灰心：一旦开始构造一个完整的故事，记忆却开始扭曲变形，直至面目全非。后来我读了杜拉斯，忽然明白去掉那些累赘的，使事物变得虚假的起承转合，努力再现初始的感动与记忆的原生状态。
但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没有写作的欲望。是因为懒惰，还是因为缺乏信心，或是因为我所要表达的与潮流是如此地不和谐？写作多少有些令我敬畏。我非常欣赏少年雨果对于写作的雄心：“要么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不同的是，我没出息地或者是颇有自知之明地选择了无所作为。直到1993年年底，我生病，交界性肿瘤，医生以为很严重，谁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家人和朋友们都对我很好，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的怜悯的目光令我感到隔膜，对人世的隔膜。那一年的春节，所有的人都出去了，参加各种各样的联欢和聚会。往日喧哗的客厅清冷而空旷。窗外，黄昏在无声无息地寂灭。远处起伏的西山，墙上的画框，我看见自己的身体，在黝暗之中慢慢地褪色。死亡如果是可视的，也许就是这样。那时我忽然觉得我必须写些什么。《湖》与《小屋》的大部分章节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写于1994年至1995年之间。1995年的年底，父亲病重、去世以及后来的一些变故使写作中断。浑浑噩噩之中，二十世纪过去了。2001年重新拾起过去的文字，已然是另一番心境。所以《后续故事》无论是叙事节奏或是语言风格都与前面两章有较大反差，多少消解了我过去总是挥之不去的浪漫情愫。
小说写了一种断裂之痛
《抒情年代》讲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白洋淀一群知青的理想抱负与时代碰撞的故事，在普遍的贫瘠中，怎样保存精神生活，由此出发，他们在后来的年代成为诗人、顽主和社会栋梁。潘婧，以令人信服的坦诚和诗性语言把人们带回“中国往事”，“我”和“我们”的往事。在一定程度上，小说具有自传成分，青春岁月在作者的笔端，显示出“饱满的诗一般的光彩”。通过“我”和一个诗人的情感纠葛，潘婧将最为触目的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现实与信仰之间的断裂之痛亮了出来。诗人把爱情当作诗，而真实的爱情有无可回避的、粗糙的生活质地，它不可以被彻底抽象和提炼为“精神”。但恰恰在精神之外，诗人是冷漠的、无能的，他的问题始终是他不会生活，不知道怎样确立一种由道德、责任和爱维系着的平衡的生活。
向昆德拉“借”来书名
几年前，评论家陆建德在看完《抒情年代》时曾质疑过小说的名字，他说，“《抒情年代》的书名有点俗，不像是作者自己起的。但是它究竟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的确，写完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篇的潘婧，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起名。她向记者回忆起作品被《收获》刊载时的情景：“很少有像《收获》的编辑那样对文学的认真和执著，从交稿直到即将付梓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原来起的名字《颓废的纪念》不理想，读过手稿的朋友们想出了十几个名字，但似乎没有一个能够涵盖其内容的。最后我只好借用了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的原名‘抒情的年代’，有点反讽的寓意。”它暗合整个时代、整个人群的精神症候：人们失去了“生活能力”——这个词指的不是吃喝拉撒、挣钱工作，而是指生活世界的干旱枯竭，在父母与子女、男人和女人之间，在朋友之间，在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我们都不知如何安居。也许正是对生活无力感的洞察使潘婧将那个让人难以命名的时代写进了小说。让人们看到今日生活的上游，看到自身的背景和来处，让一个1968年时的4岁孩子看到那片废墟或荒原怎样伸展到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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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熙涵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 | | 5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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