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往往读后感

　　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何不写一篇读后感记录下呢？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来来往往读后感，欢迎阅读与收藏。

来来往往读后感

　　《来来往往》尽管是一部很短的短篇小说，但是其中的很多细节还是把我打动了，这部小说原载于1944年1月13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当时题后标明的是“拥军爱民故事”，小说讲的是小勤务员张世英在孩子王金山家地里挖苦菜而无意踢断地里的豆角秧而产生的“误会”，以及随着“误会”的化解而生发的军民之间“来来往往”的温情互动。

　　小说开头是对水地和旱地的一段描写：“前半年旱的太久，旱地里的玉茭都没有长出胡子来，立秋后下了雨，人们都把它拔了改种荞麦。可是水地和旱地不同，水地里的玉茭还和往年一样，长的一人多高，豆角秧（蔓子）缠在玉茭杆上，还是绿腾腾的。”这段描写寥寥数语道出了农间的一句谚语：“水地争墒不争时，旱地争时不争墒”，这句谚语说的是，水地的土壤温湿度本身就比较好，受时令的影响较小，所以要尽可能的多种植作物，而旱地土壤温湿度受时令的影响较大，所以要在适宜的时令种植适当的作物。小说中因为干旱，“玉茭都没有长出胡子来”，“胡子”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所说的玉米须，玉米须是玉米成熟和颗粒饱满的象征，显然这里的比喻意在说明玉茭长势不好。因为玉茭是耐旱性高的作物，而荞麦是喜凉爽湿润气候的作物，所以一到“立秋后下了雨，人们都把玉茭拔了改种荞麦。”这就是所谓的“旱地争时不争墒”。而水地里土壤条件好，所以“玉茭还和往年一样，长得一人多高”，也就是说长势好，与此同时还要在玉茭地里再种上豆角，充分利用土壤优势，也就是所谓的“水地争墒不争时”。赵树理这段描写不仅道出了农村农事生产的规律，同样也是对后文主人公相遇环境背景的一种展现。

　　主人公王金山与张世英就是在这片种满玉茭和豆角的水地里相遇并发生争执和误会的。王金山是当地的农民，这篇小说与赵树理其他小说不太一样的就是，读完整篇小说我们也并不知道“当地”是何地？小说实际上把大的地域背景虚化了。王金山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与他发生“误会”的张世英也不过比他大两岁而已，所以说这篇小说的两个主人公实际上还是两个孩子，并不是成年人。为什么要强调他们不是成年人呢？因为唯有是孩子，他们之后发生的“误会”才更合情合理。开始我们就说这是一篇“拥军爱民故事”，显然在这里王金山代表的是“民”，而张世英代表的是“军”，两人的个性特点被作者用简单而又细致的叙述和描写瞬间呈现。王金山是一个细心而聪明，但也纯朴善良的孩子，他是农村孩子，熟悉农事。他的这些特点可以从小说的这些地方体现，比如：“才摘了两三条秧，忽然看见一条秧头垂下来，叶子背也都朝了天，明明白白是断了。”仅仅从“秧头垂下来，叶子背也都朝了天”就判断出是断了，这显然是对农作物非常熟悉的人才能一眼看出的，从张世英身上我们就更能看出这一点，张世英的家里是做生意的，张世英自然不熟悉农作物，甚至想不到豆角秧的根是在脚底的，所以才会无意踢断那么多豆角秧。而王金山之后的表现更能看出他的细心与聪慧，他“从上往下一检查，是从根离地一二寸的地方断了的，下边的断头还流着水。拿住两个头往一处对还对得上，不是虫咬，一定是人踢断了，地上还有脚印。”这里的王金山就像一个破案的小侦探，观察细致，分析判断准确。而更让我佩服的却是作者对这一场景的描述，倘若说作者本人对生活，对农事没有细致的观察的话，他是写不出这么细节化的场景的，尤其是那句“下边的断头还流着水”，不仅是观察的细致，而且也暗示了这豆角秧是刚刚被踢断不久的，加上“地上还有脚印”，这都为之后王金山与张世英的相遇埋下了伏笔，提供了预示。紧接着又写到：“他一边念诵着，一边把这条死秧上的豆角连大带小的摘下来，摘完了还回头看了几次，觉着十分可惜。”此处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他摘死秧上的豆角，不论大小都摘了，因为秧子已经死了，小豆角注定是长不大了，所以最合算的就是都摘掉。第二个细节就是回头看的动作，不是一次而是“几次”，可见那种惋惜之感，而为什么这么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就如此珍惜庄稼呢？这又可以与开头的描写呼应了，因为“前半年旱的太久了”，旱地里的庄稼长势不好，收成一定也不好，所以这水地里的庄稼就更显得珍贵了。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我想还是因为这里有八路军的驻军，农民种庄稼已经不单单是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了，更重要的是供应军队。所以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王金山发现张世英后，并没有想着让他赔偿，而只是想跟他说清理儿。这里实际上有个前后的反差，那就是明明十分爱惜庄稼的王金山在抓到“罪魁祸首”之后，却不计赔偿，这种大度的背后实际上是农民对军队的爱护和信赖，而且王金山仅从声音就能马上判断出是谁，说明军队和百姓早就熟知了，这事实上已经为后来的“和解”与“来往”做了铺垫。

　　那么王金山与张世英的“误会”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我想这里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两个主人公都是孩子，因为唯有是孩子，才会敢于直接地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因为他们是孩子，所以他们所表现出的莽撞、较真、直率和执拗才会显得更自然。王金山因为带着气，所以他也不管面对的是谁，上来就说：“张世英，你来！咱们一同数一数你踢断了几条豆角秧！”设想如果是两个大人，王金山可能会在听到张世英的声音后就不予追究了，张世英也不会反说是被讹并咬定自己没有踢断豆角秧了。与王金山相比，张世英要显得更憨直一些，他把王金山的责问误认为是不想让他在地里摘野菜，因为他当时确实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踢断了豆角秧，这种执拗更符合他这样的十四五岁的孩子该有的特征。而更能凸显他们孩子气的，还是王金山向指导员的告状，“金山这孩子受不得屈，见张世英不认账，提起萝头扬长走了，他也就提起篮子跑回来，连家也不回就去找指导员。”假如是大人的话，可能在告状之前就结束了，正是孩子的意气用事才推动了情节的继续发展，而这一告状也正是使得张世英真相大白并最终完成双向教导、双向来往的关键。而小说真正的创作意图，我想正是在这后面的双向教导上的，所谓双向教导，一方是指导员对张世英的教导，另一方是王金山的父母对王金山的教导。我们之前说过，张世英代表的是“军”，王金山代表的是“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指导员对张世英的教导不仅仅是对张世英一个人说的，也是对所有军人说的，告诫所有军人生产节约、减轻老百姓负担要落在实处，不能成为空话；而王金山父母对王金山的开解实际上也是对所有民众说的，要真正体谅八路军为老百姓服务的心。小说之所以能起到这种双向教导的作用，最关键的还是得益于主人公的孩子身份，正因为是孩子，所以才便于教导、值得教导，这样一来教导者的身份也重要起来，教导张世英的是指导员，这一身份自然是恰当的，教导王金山的也不是普通的民众，而都是村干部，也是合适的，这便让这种带有目的性的教导意图显得更自然，润物细无声。

　　所以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一是两个主人公人物身份的选择，二是作者对孩子的心理个性的准确把握，三是细节的描写，使得看似简单的故事生发出了很多趣味，也使得枯燥的政治宣传变得生动有温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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