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就业援助需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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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就业援助需对症下药

　　提供就业援助需对症下药

提供就业援助需对症下药

　　记者：大学生就业难已不是一个新话题，昔日的天之骄子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那么，我国为何会存在大学生就业难？分析原因，该如何提供就业援助？

　　黎煦：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现象，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早已司空见惯。我国大学生就业困难并不是大学生总量太多，而是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就业援助就显得不可或缺。

　　结构性失衡表现在地区结构、层次结构、科类结构、专业结构等多个方面。比如地区结构的失衡：广大的农村和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需要大量的人才，但是，人才并不愿意进来，即使进来了，也经常留不住。而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就业岗位有限，却又云集着大量人才， “人才过剩”的表象应运而生。层次结构的失衡：学历层次越高初次就业率越高，反之则越低，但专科生的初次就业率相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明显要低得多，所以，不同学历层次上的就业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科类结构的失衡：在各个科类中，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率有着明显的反差，教育、考古、历史、社会等专业的学生近年来都遭遇了较重程度的就业难，而理工科学生的就业则相对要容易。正因如此，我们在提供就业援助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一一对症下药。

　　记者：与农民工、就业困难群体不同，大学生就业援助活动的必要性有哪些？

　　黎煦：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社会整体就业压力非常严峻的形势下出现的社会现象。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660万人。人社部预计， “十二五”期间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如果考虑历年累积的未就业毕业生，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人数更加庞大。而我国每年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约为1000万人，大学生、农民工两大群体人数渐趋持平。虽然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就业质量，明显要高于农民工，但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农民工失业返乡还有一块土地依靠，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社会风险更加严重。

　　除此之外，从家庭以及个人的角度看，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紧张，直接威胁了相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与保障。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大学生就业问题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大学生、农民工与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有共同点，如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免费开展就业推荐、举办专场招聘会等。然而，大学生接受过高等教育，就业问题受知识结构、就业意愿等因素的影响，还可能存在心理、生理、学习成绩等方面的缺陷。因此，大学生就业援助，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要求更高。

　　我们还要考虑到一点，大学生不工作，很可能是不愿工作，打算考研或出国，退出劳动力市场，变为 “非经济活动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就业援助，首先核定有强烈就业意愿的困难家庭大学生、残疾大学生，也是有必要的。

　　就业援助可借鉴他国经验

　　记者：我国各地都在进行大学生就业援助活动，免费开展就业推荐、就业培训实习、就业信息和专场公益招聘会等服务。您认为我国大学生就业援助应如何进行？

　　黎煦：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其中一个原因是 “学非所用”，即专业背景与岗位需求不匹配。从宏观层面看，是就业市场与教育市场没有连接起来。在这种情形下，教育部门、人社部门需健全大学生就业协调机制，形成合力。从目前来看，有两项工作可以做，一是职业技能培训，二是就业见习，把公共就业服务延伸到校园，提升大学生素质和能力，帮助大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

　　除此之外，就业信息的统计和整理也应该向校园延伸。这方面可以向日本借鉴。日本高校为学生收集和提供详尽的职业指导和就业信息资料。比方说，奈良一家中小企业招聘5名文职人员，在电脑上可以看到非常详尽的岗位信息和招聘要求，信息的真实性经过政府部门的核实，类似于我国公务员考试报名过程。另外，企业每一个岗位历年的招聘人数、报名人数、招聘结果、被录用者姓名以及毕业院校，都被整理成厚厚的一本图书资料，提供给找工作的大学生参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让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有的放矢，找到最匹配自己的岗位，在时间和精力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我国大学生就业援助也是近年来的新生事物，可以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更需要自身长期实践和摸索。

　　援助要帮助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

　　记者：现在基层对大学生有较大需求，部分大学生受传统择业观念的影响，不愿到基层去。在就业援助中，是不是应该着重培养大学生新的就业观念？

　　黎煦：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落后，持这种观点的不仅在经济学界不乏其人，可以说是社会普遍存在的认识。 “所谓就业难，是指相对于自己最高期望值而言的难，只要适当调低自己的要求，放弃非机关事业单位和央企国企不进的想法，就业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这种观点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就业观念落后，在于毕业生的不良择业行为。一些大学毕业生择业时总是留恋大型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希望能够找到劳动环境舒适、工资待遇优厚、上班时间合适、离家距离较近的城市工作。结果在我国失业保障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出现了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并存的局面。因而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大学毕业生要转变择业观念。

　　政府应降低人员流动的门槛

　　记者：与大学毕业生总量压力相伴随的是，部分毕业生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和岗位需求不匹配。而且，现行公共服务、户籍、人事管理制度也是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面向基层就业的根本原因。除了重新培养大学生就业观念之外，为了使大学生愿意去基层就业，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

　　黎煦：现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与市场就业机制还不完全适应。我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发展差距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就业机会多、发展空间大。多数高校毕业生更愿意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更愿意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二线城市就业。毕业生在地区之间、企业与机关事业之间流动仍然存在障碍，毕业生身份转换困难，就业渠道不畅通。因此，引导更多的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就业，需要采取鼓励性政策，需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从大趋势看，应该把与户籍挂钩的福利逐一剥离，减少阻碍人员流动的门槛。但从现在情形来看，许多地方又在走回头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 “限购令”，抑制非户籍居民购车、购房，实际又在抬高户籍的 “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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