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校长毕业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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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校长毕业致辞

哈佛的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上任刚刚一年，也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任女校长。她今年的讲演集中解释一个现象：很多哈佛毕业生都问她：为什么大约一半的哈佛本科毕业生去华尔街投资银行或名牌咨询公司工作？

哈佛大学校长毕业致辞

福斯特没有正面回答，转而思考学生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丰厚的薪水和待遇无疑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你们很满意自己的选择的话，为什么还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她认识到，有些学生在选择投资银行或咨询公司时是被-迫的，他们觉得不这样选择不行。“你们其实在问我生活的意义，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那么让我们放下外表的伪装，回到这个问题最初的起因。”

福斯特说，“我想你们在担心传统上看起来‘成功’的生活和你们心里认为有意义的生活经常是不一致的。你们在想，如何把这两个目标在下一步选择工作或研究生深造的过程中统一起来。你们发现这两个目标不能统一，所以你们会困惑会提问。”

哈佛女校长的毕业演讲，是从学生个人的角度出发，回答一个时代的难题：即个人自由与世俗力量的矛盾中，个人应该如何选择。精英群体的选择，往往决定一个时代的整体风气。对哈佛毕业生普遍面临的困惑，她的建议是：“做你热爱的工作吧。如果你一半以上清醒的时间都在做你不热爱的工作，就很难有幸福可言。”她的答案实际是，服从本

心与心灵的自由。这让我想起北大一老校长，胡适的名言“争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

和胡适一样留学美国的林毅夫老师,也是我极为尊重的一位老师，一具有知识分子操守与情怀的人。他在CCER2015毕业典礼上的演说里，没有从个人自由的角度，而是从个人对国家责任的角度，来谈北大学生的选择。

在眼说中，林老师高举了理想和道德的旗帜，可是，他所关注的是理想状态的“应然”，是我们个人对国家的责任。他说“走出北大校园迎接我们的世界又是怎样的，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走出北大校门。”

他说：“在北大读书，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而是希望在北大读书期间充实自己，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做出贡献。我们经过几年的学习把这样的一个责任内化在我们心里，这才是我们毕业最重要的意义。”

那么，扪心自问，有几个北大学生是真正的不为追求个人名利？

他说：“我们非常幸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代，30

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意想不到的美好境界。不仅过去三十年非常好，相信未来10年，20年，30年，50年，100年，中国经济还会继续快速发展。”

当然，这是一延续了一位政治老人的名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但是，这种应然的判断是否真正有现实力量呢？还需要历史来检验。

他最后总结道：“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以11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世关怀作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

诚然，这是一种高自标举的精神，一种“士”的精神，但是，中国从1840以来，还剩下多少“士”的精神，还剩下多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林没有直面这个问题。

“应然”的美好憧憬固然给人激动，当真正的力量恐怕还来源于怀疑与反思。相比哈佛女校长谈个人选择入手，回答学生的人生困惑，林的讲话充满了对国家的自信与乐观，而少了些直面现实的勇气。但我们

似乎并不能据此就说，北大学生所面临的困惑，中国所面临的困惑，就比哈佛，比美国要少。

“争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个人的幸福就是争国家的幸福。哈佛校长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在回答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的问题，而是在回答，作为世界的精英和领袖培养之所，他的学生们的选择与道路，将深刻影响这个世界的走向。永远高举怀疑与反思的旗帜，告诉每一个人怎样选择正确的道路，就是在告诉这个国家未来的精英们，他们怎样生活，怎样影响这个世界。

北大学生所面临的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困惑，不比哈佛要少，甚至更多，中国经历着“古今中西之变”的纠结，每一个有思想的学生，其实都面临个人的困惑，由个人的困惑出发，他们看到的是时代的困惑，他们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指点他们，做出符合本心的正确的选择。

“毕业了，今天我们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以11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世关怀作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谢谢。 ”

当我一次再一次的读到林毅夫老师这段慷慨激昂的演说，总是禁不

住热血沸腾。但，两千年来“士”的精神如何与全球化趋势下资本的精神融合？古今中外之变如何解决？时代大潮流中的个人如何选择？激动之余，我们也想听听这样的声音。

哈佛大学校长毕业致辞 [篇2]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greet a sea of alumni on Commencement afternoon—even though my role is that of the warm-up act for the feature to come. Today I am especially aware of the treat we have in store as I look out on not a sea, but a veritable ocean of anticipation.

很高兴能够在下午的毕业典礼上看到这么多的毕业生、校友，虽然我只是扮演为接下来出场的任务预热的角色。

今天我特别感受到我们将要面对的未来其实并不迷茫，而是真正充满希望的。

But it is my customary assignment and privilege to offer each spring a report to the alumni on the year that is ending. And this was a year that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demands special note.

在每个春天一个学年的结束时为毕业生们、校友们发表一个年终工作报告。这是我的惯例，也是一个特权。

并且，今年是尤其值得记录的一年。

“The world is too much with us”—the lines of Wordsworth’s well-known poem echoed in my mind as I thought about my remarks today, for the world has intruded on us this year in ways we never would have imagined. The University had not officially closed for a day since 1978. This year it closed three times. Twice it was for cases of extreme weather—first for superstorm Sandy and then for Nemo, the record-breaking February blizzard. The third was of course the day of Boston’s lockdown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tragic Marathon bombings. This was a year that challenged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about life’s security,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这个世界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当我在思考今天的演讲主题时，我脑子里一直重复着华兹华斯这著名的诗句，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试推动我们前进。自1978年以来，我们的学校从没有正式的关闭过。而今年就关了三次。有两次是因为极端的天气的影响，第一次是因为超级风暴桑迪，然后是二月份创记录的暴风雪尼莫。第三次的原因是波士顿马拉松大赛爆炸导致的禁闭。今年是对生命的安全保障，稳定性，可预测性的根本假设具有挑战的一年。

Yet as I reflected on these intrusions from a world so very much with us, I was struck by how we at Harvard are so actively engaged in shaping that world and indeed in addressing so 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rying questions that these recent events have posed.

然而，我思考了很多这些侵入到我们身边的灾难，我想到被我们哈佛主动地去建设这个世界，甚至探究许多这些灾难所暴露出来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最为深刻的问题。

Just two weeks ago, climate scientists and disaster relief workers gathered here for a two-day conference co-sponsored by the Harvard Humanitarian Initiative and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Environment. They came to explore the very issues presented by Sandy and Nemo and to consider how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workers on the ground can collaborate more effectively.

就在两周前，气象学家们和救灾的工作人员们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会议由哈佛人道行动组织和哈佛大学环境中心共同举办。他们都来探索桑迪与尼莫导致的问题，思考学术研究者和工作人员到底该如何更有效地合作。

This gathering represents just one example of the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across the University dedicated to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How can we advance the science that helps us understand climate change—and perhaps avert it?

How can we devise solutions—from new technologies to principles of urban design—that might mitigate it? How can we envision the public policies to manage and respond to it?

这个聚会只是哈佛大学的各种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的大活动中的一个例子来。我们能如何进一步发展帮助我们了解气候变化的科学，有可能的话如何避免这种变化？我们能如何设计出缓解气候变化的方案，从利用新型技术到利用城市设计的本源？我们能怎样预测政府处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Harvard is deeply engaged with the broad issues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offering more than 250 courses in this area, gathering 225 faculty through our environment center and its programs, enrolling 100 doctoral students from 7 Schools and many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a graduate consortium designed to broad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Our faculty are studying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d working to develop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they are seeking to manage rising oceans and to reimagine cities for an era of increasingly threatening weather; they are helping to fash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agreements.

哈佛认真地致力于广泛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在这领域我们有250门课程，我们的环境中心有225名教员，这方面的项目志在扩大学生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有100名来自7所学校的博士生和很多来自不同学科研究学会的学生登记参与这些项目。

我们的教员正在研究大气的构成，致力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他们正在寻找控制海平面上升的方法，和在天气威胁不断上升的时候重建城市的方法。他们正在帮助改进环境条规和国际气候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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