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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故事思想核心以及对后世影响(2)

时间:2017-07-15 08:33:25 其他资料 我要投稿

杜甫的故事思想核心以及对后世影响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如他的诗歌《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站在岳阳楼上,通过远眺,想到了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社会状况,从而凭依窗轩,胸怀家园,不禁涕泪交流。又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在这首诗中,由于听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而惊喜若狂。这两首诗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时所作。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显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因此当他想到国家遭殃,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的时候就流泪不止,而当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于是又喜极而泣,不能自抑。可见,杜甫的忧来自于国家,喜亦是来自于国家,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759年七月,杜甫弃官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国家和人民最后的怀念。

  (参考资料来源于杜晓琴《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三节)

  杜甫的后世影响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甫的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运用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在世时关于他的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杜甫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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